劳动人事部关于要求统筹协调处理原上山下乡知青遗留问题的复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07:53:07 浏览:8808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劳动人事部关于要求统筹协调处理原上山下乡知青遗留问题的复函
劳动人事部关于要求统筹协调处理原上山下乡知青遗留问题的复函
劳动人事部
天津市人民政府：
你市津政报〔1987〕5号《关于要求统筹协调处理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遗留问题的请示》国务院办公厅已转给我部研究办理。经研究并经国务院办公厅同意，现将我们的意见函复如下：
你们在《请示》中提出的关于统筹协调的三个政策性问题，由于情况比较复杂，京、津、沪三市存在问题的深浅程度也不同，想用召开一次座谈会，作出一个统一的规定来解决原上山下乡知青遗留问题的做法，看来是有困难的。因此，我们意见，这些问题，还是在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前
提下，由三市的政府根据各自的条件和可能，逐步加以解决为宜。
1987年9月21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古语云，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如果非得离婚，好聚好散是最好的结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在民政局登记离婚即可。较坏的结果就是为离婚对簿公堂，最坏的结果是婚姻一方连与对方对簿公堂的机会都不给，恶意逃避，无限拖延。法律规定离婚案件原则上应当本人亲自出庭，下落不明和有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可以缺席审理，除此之外其他离婚案件一般不得适用缺席判决。但这条规定在实践中被滥用的案例时有发生。①一些离婚案件被告既非下落不明也非“特殊情况”，而是恶意逃避诉讼，法院该如何在原告的婚姻自由与被告的诉权之间平衡？虽然法律规定对不到庭无法查清事实的当事人可以拘传到庭，但实际工作中鲜有对离婚当事人拘传。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明晰“下落不明”与“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适用条件，以及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离婚当事人是应拘传还是缺席审理。
一、离婚案件不能缺席审的原则及例外
（一）原则：不能缺席审理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定了离婚案件一般不能缺席审理的原则。②其法理在于：其一，离婚案件属于解除夫妻身份关系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判决离婚的唯一标准是夫妻感情破裂，而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仅凭原告单方面陈述或者客观的证据难以证明，家庭共同存款、共同债务也难以查明。其二，离婚判决的不可逆转性。《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可见离婚案件的判决与其他一般民事案件的判决相比，在法律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判决生效后即使夫妻感情没有破裂婚姻关系也已解除，若想恢复婚姻关系必须依法定程序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否则离婚判决的效力不容推翻。
（二）例外：三种情况可以缺席审理
第一，《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离婚案件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一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到庭，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除上述情况之外，其他离婚案件一般不得适用缺席判决。③
二、公告离婚问题多
（一）难题一：如何证明下落不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住所地没有音讯的情况。目前离婚案件原告证明被告下落不明大都是依据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说明被告离开户籍所在地不知去向、无法联系，然而这样的证明方式却不无问题。第一，居委会所出证明的真实性无从保证，居委会对原、被告失去联系的时间起算、是否一直处于没有联系状态都很难精确断定。由离婚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原告向其住所地居委会申请的证明，难以保证证明的客观性。第二，居委会所出证明本身的证明力，原告未能与被告取得联系不代表其他人（如被告的亲朋好友）不知道被告的下落，“最后住所地”应当是指村级、镇级、区县级还是市级的住所地？如果是村级单位，应当是指在这个村里无人知道被告的音讯就为下落不明，如果是市级单位，则应当是这这个市的范围内无人知道被告音讯才能算下落不明。第三，离开最后住所地没有音讯持续多长时间才算下落不明？
（二）难题二：公告送达对被送达人要求苛刻
离婚案件公告送达后缺席审理的，对解除一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其合理性深受质疑。显而易见，普通公民在人民法院报上看到离婚公告的可能性极低，人民法院报或者省级刊物非业内人士阅读者不多，即便是法院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在每期的人民法院报里有意识地阅读公告，这种方式的送达几乎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对被送达人的要求过于苛刻。
（三）难题三：公告送达对争议实体解决无帮助
原告以配偶下落不明为由起诉离婚的,诉状和判决都需要公告送达,公告送达的费用往往高于一般离婚案件的案件受理费,且审查后可能判决不准离婚,当事人付出一笔数额不小的公告费用,然而公告送达对案件的审判实体内容没什么帮助,难以查明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当事人负担了多于受理费数倍的公告费用又被判决不准离婚,对法律以及法院工作易生不满情绪。
三、“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适用少
（一）释义：何谓“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
从条文上可看出“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不包括不能表达意志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它应当是指可以正常表达意志的人基于某些特殊事由不能到庭，但何为“特殊情况”法律无直接规定。可资借鉴的是《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二）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三）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四）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
离婚案件中对第（一）、（二）、（四）款构成离婚当事人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的争议不大，但对第三种情形——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如外出务工能否构成“特殊情况”则有分歧。
（二）问题：适用少
实际工作中很少该款适用率很低，就本院的半年统计数据看，无一例是“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出具书面意见”的缺席审理。原因可能是，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情况很个别，一般这种情况，法院都会考虑在特殊情况解决后再次安排开庭时间，而许多被告不出庭不是因为无法出庭，而是不愿出庭。
四、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拘传抑或缺席审?
离婚案件当事人应当到庭,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导致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应当拘传。刑罚体系中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强制其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实际工作中几乎没有对离婚案件的当事人进行拘传的。从必要性看，拘传对人身具有一定限制，这种措施本身应当适用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如赡养、抚养案件，而离婚案件不是纯粹的负有履行义务，是否参加诉讼也是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从可行性看，如果离婚案件的被告在外地，对其耗费警力跋山涉水进行拘传，无疑会增加办案负担，可操作性差。法院以审理案件为主要职责，警力不如公安局和检察机关。无正当理由经传唤不到庭的法院能否不拘传而缺席审理?
五、对策
（一）从严把握“下落不明”和“ 特殊情况无法出庭”
离婚案件的缺席审理应当慎重把握，对以“下落不明”为由起诉的案件，首先从严界定“下落不明”的含义，“下落不明”应是指当事人一方失踪较长时间，另一方当事人已通知公安机关或其他机关，请求协助寻找。在多方寻找未果的情况下，才能定为“下落不明。”如果原告不能提供上述证据，其应与被告父母取得联系，由其证明被告下落不明，法院也可依职权调查取证，由被告父母证明被告下落不明比居委人、村委会出具证明真实性更高，从被告父母的表达中能更好地了解该案案情，比公告对争议的实质解决更有帮助。
笔者认为，特殊情况的判定可以参照证人无法出庭的情形，但是外出一般不应构成特殊情况，鉴于离婚对于当事人人身自由、财产权益、子女抚养都有极大影响，不应缺席审理。当然也应考虑外出的当事人到庭应诉的现实困难，如已出国，其参加诉讼的成本高昂，则应要求其出具书面意见表明其对是否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问题的具体意见，进行缺席审理。
前言：独立保函纠纷案件审判现状分析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独立担保因其明显优于从属性担保的债权保障功能而在国际融资实践中被广泛采用，后来有人称之为独立担保运动。在独立担保实践的推动下，相应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也已先后出台。独立保函，作为广义独立担保的重要方式之一， 我国立法对其并不明确，但独立保函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其异于传统担保的制度特征使得独立保函纠纷审理中存在较多新型疑难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层面上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十分必要。
本次调研中，我们选取了天津、江苏、辽宁、北京、浙江、上海、山东、安徽等省市从2000年到2011年来的十一个独立保函纠纷案例进行调研分析。我们观察了当事人诉讼地位的构成和抗辩理由、分析了纠纷发生原因、归纳了案件争议问题、分析了法律适用情况以及相关问题的审判态度和裁量尺度。经过分析，我们将独立保函的案件类型分为三类：（1）申请人起诉要求确认索款无效，要求保证人中止支付保函项下款项；（2）受益人起诉讼要求支付保函项下的款项及利息；（3）保证人提起诉请要求申请人或者间接担保的指示行支付垫付保函款。
受益人提起诉讼，一般诉请为要求支付保函项下的款项及利息，这类案件，被起诉人的抗辩多为担保合同不是独立保函，即涉及独立保函的识别问题，此为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申请人起诉均为要求确认索款无效，中止支付保函项下款项,理由为索款行为构成欺诈。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案例中，各级法院认定欺诈与否往往都要涉及具体的合同履行等事实问题的审查，但在审查事实问题之前，每个法院都要解决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独立保函案件能不能就基础合同的履行进行审查？这个问题也就是本文第二部分进行的探讨。
保证人提起诉请要求申请人或者间接担保的指示行支付垫付保函款。这类案件除了一般的合同纠纷的判断以外，涉及的争议难点基本上也是识别和欺诈例外。
本文讨论的第三部分，即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涉外案件的法院认定部分首先就要谈及法律适用，而独立保函的直接法律规定在我国尚未明确，当事人约定也五花八门，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关于独立保函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还有应该予以规范之处，故本文一并予以研究。
一、独立保函的识别问题
独立保函作为担保制度体系的异类，其对传统担保的挑战和颠覆，让审判实践中很难依据传统担保的相关规定予以衡量和裁决。正因为其对保函人义务的苛刻和对受益人的极大保护，保函纠纷案件中，尤其是在受益人提起索款诉讼中，第一争议焦点可能就是对保函性质的认定 。实践中，各种保函名称和条款纷繁复杂，因此独立保函的识别是独立保函纠纷的前提问题和审判基础。
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独立保函的特征和内容可以做出大致的识别。一般情况下，国际商务中，独立保函操作特点如下： 1、保证人担保的独立性；2、保证人担保责任确定依据的单据化；3、单据与担保条款的一致性（相符性）；4、清偿债务的第一性；5、保证人审查义务的表面性。国际商务中，独立保函主要有以下通用性条款：1、保函独立性条款；2、基础交易关系参照条款；3、先决条件条款；4、担保义务条款；5、有效期条款（包括生效日期、失效日期等）；6、延期条款；7、保函文本退还条款；8、担保的最高金额及支付货币条款；9、担保金额递减条款；10、付款时间和延迟利息条款；11、基础合同变更对保函的影响条款；12、保函转让及基础合同转让条款；13、抵消条款；14、司法管辖权与法律适用条款。
原则上来说，独立保函的识别应探究当事人的真意和约定，最大程度地遵从立约时的本意。具体来说，形式上的判断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
（一）基本认定规则是以从属性保证为原则，独立保函为例外。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主从关系是典型的担保模式的基本内涵，非主从关系的其他约定都只能作为例外而存在，因此必须在合同中另行约定，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如果担保合同（保函）没有对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关系作出约定，或者条款中没有显示保函的特征，则两者（即基础合同与保函）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主从关系，在主合同无效时，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当然无效。这也表明法律对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关系作出另行约定的明确授权。如果当事人未作出另行约定，则表明当事人放弃此项授权，接受了法定的、典型的主从关系原则，并在基础合同无效时，使担保合同当然无效，除非担保人对基础合同的无效有过错，否则不能要求其承担责任。
（二）当事人何种约定可以认定为独立保函。
有三种特殊情况值得注意：
1．保函名称与内容相悖的情况下。联合国贸促会起草的《合同担保统一书》规定：在合同形式内容相矛盾的情况下，担保合同性质的认定按以下两个原则处理：(1)如果保函名称是独立的或无条件的保函，那么，保函应认定为独立保函，其他与此性质约定相悖的条款无效；(2)如果保函名称虽称之为独立保函，但其他主要条款的规定明显地否定了其独立性，应根据其实质性内容而不是合同的形式名称来认定保函的法律性质。
2．保函名称没有明确保函类型的情况。第一，根据担保合同（保函）条款识别。担保合同（保函）中明确约定为“无条件、不可撤销担保的”或者约定为“见单/见索即付担保”的，或者约定为“担保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和主合同一切抗辩权的”，比如：payable on the first demand，undertaking is unconditional，absolute undertaking，一般应认定为独立保函。第二，根据担保合同（保函）明确指明的法律适用识别。如沈达明教授指出的，有些合同除使用“保证合同”的名称外，还在该合同的文件中援引了保证法的有关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推定该合同是保证合同而不是独立担保合同 。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庭长指出的：担保合同（保函）事前或事后明确约定适用《检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的，应认定为独立保函 。
3．除此之外，国际商会《见索即付担保统一规则指南》(Guide To the ICC Uniform Rule For Duarantee)对如何识别见索即付担保列举了四种情况进行辅助说明：“除第四项外，其余均不是该规则所指的见索即付担保。(1)如果P与B签订了一个建筑工程承包合同，G银行在P的要求下，出具了以B为受益人的银行保函，保函规定：’如果P在履行上述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中违约，我将不超过1000万DM的范围内，赔偿你方的损失’。(2)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保函规定：’如果P上述合同履行中违约，我将在你方第一次书面请求下，在不超过1000万DM范围内立即偿付你方。’(3)如果保函规定：’在不超过1000万DM的范围内，我将在你方第一次书面请求时，偿付你方与上述合同有关的任何损失。’(4)如果保函规定：’我承诺一经你书面请求，在不超过1000万DM的范围内，立即偿付你请求的数额。’”
二 、独立保函纠纷中对基础合同的审查问题
独立保函的最基本特征是独立性，即基础交易的法律效力不能影响独立保证的法律效力。但独立保函毕竟源于基础交易，二者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础交易关系是独立保函产生的前提和原因；第二，独立保函的权利义务虽然独立于基础交易合同，但独立保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基础交易中产生的债权的实现，这就决定了独立保函所产生的债务仍然是一种或有债务，只有在债务人违约的前提下，债权人才有权向保证人索赔，即使受益人在见索即付独立保证的情形下通过欺诈从保证人处获得索赔，债务人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将其追回；第三，保函中可以约定，保证责任随基础交易合同债务的履行而扣减，保函随基础交易合同的履行而解除和终止。
审判过程中，关于独立保函纠纷是否要审查基础合同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基础交易的法律效力不能影响独立保函的法律效力，独立保函很多“无条件”、“见索即付”等特征即是排除基础合同对保函效果的风险，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审理独立保函纠纷不应涉及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在保函纠纷中，法院仅就担保法律关系进行审查，不应对主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认定。
但笔者认为，独立性的确是独立保函的特征之一，其影响着法院对责任承担、义务履行、保函效力等的分配与判断，却并不意味着对基础合同不能触碰。相反，正因为独立保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基础交易中产生的债权的实现，所以在特殊情况下，基础合同的审查不可避免。这并不影响对其独立责任的认定，也不否认其清偿债务第一性的特征，仅是为了确认索赔行为的正当性、合约性。
在独立保函纠纷中，当申请人称受益人做虚假陈述，进行欺诈性索款时，有时必须越过独立保函去审查整个案件事实，包括保函本身和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确定受益人在索款申明中的陈述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认定保函受益人在书面索赔声明中是否存在虚假陈述，以此认定是否构成欺诈。欺诈的几种类型中，笔者认为，如基础合同已履行或未届履行期（如果基础合同债务人能确切地证明其已经完全履行了基础合同的义务，或明确地证明基础合同的履行期未到，即可相应地认定受益人向担保索赔行为具有欺诈性）、受益人违约（申请人能明确地证明其违约事件的发生时受益人的违约行为或其他不当行为所引起的）、索赔要求与基础合同无关等推定受益人索赔行为欺诈的情况下 ，对基础合同约定内容和履行状况进行审查的司法过程是完全必要的。
另外，同样具有独立性特征的信用证，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第十四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信用证欺诈案件过程中，必要时可以将信用证纠纷与基础交易纠纷一并审理。这同样也可证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并不是封闭的，而与其独立性相似的独立保函纠纷中，对基础合同的审查有时也是必要的。
应特别注意的是，第一，欺诈例外不是对保函独立性的否认和例外，而是对独立性的补充，此种“例外”，我们理解为是“兑付例外”。欺诈例外原则是在承认独立保函的绝对性和无条件性担保功能的同时，将欺诈索赔作为担保人拒绝付款的抗辩理由，以阻止受益人恶意利用担保人无法根据基础合同及其履行情况行使抗辩权而滥用独立保函所赋予的索赔权利并谋求不正当利益的原则。第二，这种将独立保函纠纷与基础交易纠纷一并审理的方式并非如处理法律关系竞合那样简单。实际处理中，因为金融业务与贸易业务的差异性，可能涉及到当事人的不尽一致、基础合同和保函纠纷约定适用的法律不相同，甚至还可能涉及到管辖权的不同问题。比如，基础交易合同约定管辖的可能是仲裁，或者基础合同纠纷是不同于保函纠纷管辖的另一家法院，那么法院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时对基础合同的审查有可能会影响仲裁庭或基础合同纠纷管辖法院对基础合同的审查判断。遇到这些情况时，从程序上来说，确立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应以保函关系为主要的确立标准。从实体上来说，独立保函纠纷中法院审查时对基础合同的涉及，只能局限在索赔声明中的陈述是否正当、真实，并不能涉及对基础合同的其他权利义务的判定 ，即不能影响仲裁庭或其它法院对基础合同的审查判断。
三、独立保函纠纷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离婚案件不能缺席审的原则及例外
（一）原则：不能缺席审理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定了离婚案件一般不能缺席审理的原则。②其法理在于：其一，离婚案件属于解除夫妻身份关系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判决离婚的唯一标准是夫妻感情破裂，而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仅凭原告单方面陈述或者客观的证据难以证明，家庭共同存款、共同债务也难以查明。其二，离婚判决的不可逆转性。《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可见离婚案件的判决与其他一般民事案件的判决相比，在法律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判决生效后即使夫妻感情没有破裂婚姻关系也已解除，若想恢复婚姻关系必须依法定程序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否则离婚判决的效力不容推翻。
（二）例外：三种情况可以缺席审理
第一，《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离婚案件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一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到庭，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除上述情况之外，其他离婚案件一般不得适用缺席判决。③
二、公告离婚问题多
（一）难题一：如何证明下落不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住所地没有音讯的情况。目前离婚案件原告证明被告下落不明大都是依据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说明被告离开户籍所在地不知去向、无法联系，然而这样的证明方式却不无问题。第一，居委会所出证明的真实性无从保证，居委会对原、被告失去联系的时间起算、是否一直处于没有联系状态都很难精确断定。由离婚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原告向其住所地居委会申请的证明，难以保证证明的客观性。第二，居委会所出证明本身的证明力，原告未能与被告取得联系不代表其他人（如被告的亲朋好友）不知道被告的下落，“最后住所地”应当是指村级、镇级、区县级还是市级的住所地？如果是村级单位，应当是指在这个村里无人知道被告的音讯就为下落不明，如果是市级单位，则应当是这这个市的范围内无人知道被告音讯才能算下落不明。第三，离开最后住所地没有音讯持续多长时间才算下落不明？
（二）难题二：公告送达对被送达人要求苛刻
离婚案件公告送达后缺席审理的，对解除一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其合理性深受质疑。显而易见，普通公民在人民法院报上看到离婚公告的可能性极低，人民法院报或者省级刊物非业内人士阅读者不多，即便是法院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在每期的人民法院报里有意识地阅读公告，这种方式的送达几乎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对被送达人的要求过于苛刻。
（三）难题三：公告送达对争议实体解决无帮助
原告以配偶下落不明为由起诉离婚的,诉状和判决都需要公告送达,公告送达的费用往往高于一般离婚案件的案件受理费,且审查后可能判决不准离婚,当事人付出一笔数额不小的公告费用,然而公告送达对案件的审判实体内容没什么帮助,难以查明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当事人负担了多于受理费数倍的公告费用又被判决不准离婚,对法律以及法院工作易生不满情绪。
三、“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适用少
（一）释义：何谓“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
从条文上可看出“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不包括不能表达意志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它应当是指可以正常表达意志的人基于某些特殊事由不能到庭，但何为“特殊情况”法律无直接规定。可资借鉴的是《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二）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三）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四）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
离婚案件中对第（一）、（二）、（四）款构成离婚当事人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的争议不大，但对第三种情形——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如外出务工能否构成“特殊情况”则有分歧。
（二）问题：适用少
实际工作中很少该款适用率很低，就本院的半年统计数据看，无一例是“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出具书面意见”的缺席审理。原因可能是，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情况很个别，一般这种情况，法院都会考虑在特殊情况解决后再次安排开庭时间，而许多被告不出庭不是因为无法出庭，而是不愿出庭。
四、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拘传抑或缺席审?
离婚案件当事人应当到庭,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导致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应当拘传。刑罚体系中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强制其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实际工作中几乎没有对离婚案件的当事人进行拘传的。从必要性看，拘传对人身具有一定限制，这种措施本身应当适用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如赡养、抚养案件，而离婚案件不是纯粹的负有履行义务，是否参加诉讼也是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从可行性看，如果离婚案件的被告在外地，对其耗费警力跋山涉水进行拘传，无疑会增加办案负担，可操作性差。法院以审理案件为主要职责，警力不如公安局和检察机关。无正当理由经传唤不到庭的法院能否不拘传而缺席审理?
五、对策
（一）从严把握“下落不明”和“ 特殊情况无法出庭”
离婚案件的缺席审理应当慎重把握，对以“下落不明”为由起诉的案件，首先从严界定“下落不明”的含义，“下落不明”应是指当事人一方失踪较长时间，另一方当事人已通知公安机关或其他机关，请求协助寻找。在多方寻找未果的情况下，才能定为“下落不明。”如果原告不能提供上述证据，其应与被告父母取得联系，由其证明被告下落不明，法院也可依职权调查取证，由被告父母证明被告下落不明比居委人、村委会出具证明真实性更高，从被告父母的表达中能更好地了解该案案情，比公告对争议的实质解决更有帮助。
笔者认为，特殊情况的判定可以参照证人无法出庭的情形，但是外出一般不应构成特殊情况，鉴于离婚对于当事人人身自由、财产权益、子女抚养都有极大影响，不应缺席审理。当然也应考虑外出的当事人到庭应诉的现实困难，如已出国，其参加诉讼的成本高昂，则应要求其出具书面意见表明其对是否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问题的具体意见，进行缺席审理。
前言：独立保函纠纷案件审判现状分析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独立担保因其明显优于从属性担保的债权保障功能而在国际融资实践中被广泛采用，后来有人称之为独立担保运动。在独立担保实践的推动下，相应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也已先后出台。独立保函，作为广义独立担保的重要方式之一， 我国立法对其并不明确，但独立保函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其异于传统担保的制度特征使得独立保函纠纷审理中存在较多新型疑难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层面上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十分必要。
本次调研中，我们选取了天津、江苏、辽宁、北京、浙江、上海、山东、安徽等省市从2000年到2011年来的十一个独立保函纠纷案例进行调研分析。我们观察了当事人诉讼地位的构成和抗辩理由、分析了纠纷发生原因、归纳了案件争议问题、分析了法律适用情况以及相关问题的审判态度和裁量尺度。经过分析，我们将独立保函的案件类型分为三类：（1）申请人起诉要求确认索款无效，要求保证人中止支付保函项下款项；（2）受益人起诉讼要求支付保函项下的款项及利息；（3）保证人提起诉请要求申请人或者间接担保的指示行支付垫付保函款。
受益人提起诉讼，一般诉请为要求支付保函项下的款项及利息，这类案件，被起诉人的抗辩多为担保合同不是独立保函，即涉及独立保函的识别问题，此为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申请人起诉均为要求确认索款无效，中止支付保函项下款项,理由为索款行为构成欺诈。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案例中，各级法院认定欺诈与否往往都要涉及具体的合同履行等事实问题的审查，但在审查事实问题之前，每个法院都要解决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独立保函案件能不能就基础合同的履行进行审查？这个问题也就是本文第二部分进行的探讨。
保证人提起诉请要求申请人或者间接担保的指示行支付垫付保函款。这类案件除了一般的合同纠纷的判断以外，涉及的争议难点基本上也是识别和欺诈例外。
本文讨论的第三部分，即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涉外案件的法院认定部分首先就要谈及法律适用，而独立保函的直接法律规定在我国尚未明确，当事人约定也五花八门，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关于独立保函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还有应该予以规范之处，故本文一并予以研究。
一、独立保函的识别问题
独立保函作为担保制度体系的异类，其对传统担保的挑战和颠覆，让审判实践中很难依据传统担保的相关规定予以衡量和裁决。正因为其对保函人义务的苛刻和对受益人的极大保护，保函纠纷案件中，尤其是在受益人提起索款诉讼中，第一争议焦点可能就是对保函性质的认定 。实践中，各种保函名称和条款纷繁复杂，因此独立保函的识别是独立保函纠纷的前提问题和审判基础。
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独立保函的特征和内容可以做出大致的识别。一般情况下，国际商务中，独立保函操作特点如下： 1、保证人担保的独立性；2、保证人担保责任确定依据的单据化；3、单据与担保条款的一致性（相符性）；4、清偿债务的第一性；5、保证人审查义务的表面性。国际商务中，独立保函主要有以下通用性条款：1、保函独立性条款；2、基础交易关系参照条款；3、先决条件条款；4、担保义务条款；5、有效期条款（包括生效日期、失效日期等）；6、延期条款；7、保函文本退还条款；8、担保的最高金额及支付货币条款；9、担保金额递减条款；10、付款时间和延迟利息条款；11、基础合同变更对保函的影响条款；12、保函转让及基础合同转让条款；13、抵消条款；14、司法管辖权与法律适用条款。
原则上来说，独立保函的识别应探究当事人的真意和约定，最大程度地遵从立约时的本意。具体来说，形式上的判断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
（一）基本认定规则是以从属性保证为原则，独立保函为例外。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主从关系是典型的担保模式的基本内涵，非主从关系的其他约定都只能作为例外而存在，因此必须在合同中另行约定，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如果担保合同（保函）没有对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关系作出约定，或者条款中没有显示保函的特征，则两者（即基础合同与保函）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主从关系，在主合同无效时，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当然无效。这也表明法律对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关系作出另行约定的明确授权。如果当事人未作出另行约定，则表明当事人放弃此项授权，接受了法定的、典型的主从关系原则，并在基础合同无效时，使担保合同当然无效，除非担保人对基础合同的无效有过错，否则不能要求其承担责任。
（二）当事人何种约定可以认定为独立保函。
有三种特殊情况值得注意：
1．保函名称与内容相悖的情况下。联合国贸促会起草的《合同担保统一书》规定：在合同形式内容相矛盾的情况下，担保合同性质的认定按以下两个原则处理：(1)如果保函名称是独立的或无条件的保函，那么，保函应认定为独立保函，其他与此性质约定相悖的条款无效；(2)如果保函名称虽称之为独立保函，但其他主要条款的规定明显地否定了其独立性，应根据其实质性内容而不是合同的形式名称来认定保函的法律性质。
2．保函名称没有明确保函类型的情况。第一，根据担保合同（保函）条款识别。担保合同（保函）中明确约定为“无条件、不可撤销担保的”或者约定为“见单/见索即付担保”的，或者约定为“担保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和主合同一切抗辩权的”，比如：payable on the first demand，undertaking is unconditional，absolute undertaking，一般应认定为独立保函。第二，根据担保合同（保函）明确指明的法律适用识别。如沈达明教授指出的，有些合同除使用“保证合同”的名称外，还在该合同的文件中援引了保证法的有关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推定该合同是保证合同而不是独立担保合同 。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庭长指出的：担保合同（保函）事前或事后明确约定适用《检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的，应认定为独立保函 。
3．除此之外，国际商会《见索即付担保统一规则指南》(Guide To the ICC Uniform Rule For Duarantee)对如何识别见索即付担保列举了四种情况进行辅助说明：“除第四项外，其余均不是该规则所指的见索即付担保。(1)如果P与B签订了一个建筑工程承包合同，G银行在P的要求下，出具了以B为受益人的银行保函，保函规定：’如果P在履行上述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中违约，我将不超过1000万DM的范围内，赔偿你方的损失’。(2)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保函规定：’如果P上述合同履行中违约，我将在你方第一次书面请求下，在不超过1000万DM范围内立即偿付你方。’(3)如果保函规定：’在不超过1000万DM的范围内，我将在你方第一次书面请求时，偿付你方与上述合同有关的任何损失。’(4)如果保函规定：’我承诺一经你书面请求，在不超过1000万DM的范围内，立即偿付你请求的数额。’”
二 、独立保函纠纷中对基础合同的审查问题
独立保函的最基本特征是独立性，即基础交易的法律效力不能影响独立保证的法律效力。但独立保函毕竟源于基础交易，二者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础交易关系是独立保函产生的前提和原因；第二，独立保函的权利义务虽然独立于基础交易合同，但独立保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基础交易中产生的债权的实现，这就决定了独立保函所产生的债务仍然是一种或有债务，只有在债务人违约的前提下，债权人才有权向保证人索赔，即使受益人在见索即付独立保证的情形下通过欺诈从保证人处获得索赔，债务人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将其追回；第三，保函中可以约定，保证责任随基础交易合同债务的履行而扣减，保函随基础交易合同的履行而解除和终止。
审判过程中，关于独立保函纠纷是否要审查基础合同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基础交易的法律效力不能影响独立保函的法律效力，独立保函很多“无条件”、“见索即付”等特征即是排除基础合同对保函效果的风险，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审理独立保函纠纷不应涉及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在保函纠纷中，法院仅就担保法律关系进行审查，不应对主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认定。
但笔者认为，独立性的确是独立保函的特征之一，其影响着法院对责任承担、义务履行、保函效力等的分配与判断，却并不意味着对基础合同不能触碰。相反，正因为独立保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基础交易中产生的债权的实现，所以在特殊情况下，基础合同的审查不可避免。这并不影响对其独立责任的认定，也不否认其清偿债务第一性的特征，仅是为了确认索赔行为的正当性、合约性。
在独立保函纠纷中，当申请人称受益人做虚假陈述，进行欺诈性索款时，有时必须越过独立保函去审查整个案件事实，包括保函本身和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确定受益人在索款申明中的陈述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认定保函受益人在书面索赔声明中是否存在虚假陈述，以此认定是否构成欺诈。欺诈的几种类型中，笔者认为，如基础合同已履行或未届履行期（如果基础合同债务人能确切地证明其已经完全履行了基础合同的义务，或明确地证明基础合同的履行期未到，即可相应地认定受益人向担保索赔行为具有欺诈性）、受益人违约（申请人能明确地证明其违约事件的发生时受益人的违约行为或其他不当行为所引起的）、索赔要求与基础合同无关等推定受益人索赔行为欺诈的情况下 ，对基础合同约定内容和履行状况进行审查的司法过程是完全必要的。
另外，同样具有独立性特征的信用证，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第十四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信用证欺诈案件过程中，必要时可以将信用证纠纷与基础交易纠纷一并审理。这同样也可证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并不是封闭的，而与其独立性相似的独立保函纠纷中，对基础合同的审查有时也是必要的。
应特别注意的是，第一，欺诈例外不是对保函独立性的否认和例外，而是对独立性的补充，此种“例外”，我们理解为是“兑付例外”。欺诈例外原则是在承认独立保函的绝对性和无条件性担保功能的同时，将欺诈索赔作为担保人拒绝付款的抗辩理由，以阻止受益人恶意利用担保人无法根据基础合同及其履行情况行使抗辩权而滥用独立保函所赋予的索赔权利并谋求不正当利益的原则。第二，这种将独立保函纠纷与基础交易纠纷一并审理的方式并非如处理法律关系竞合那样简单。实际处理中，因为金融业务与贸易业务的差异性，可能涉及到当事人的不尽一致、基础合同和保函纠纷约定适用的法律不相同，甚至还可能涉及到管辖权的不同问题。比如，基础交易合同约定管辖的可能是仲裁，或者基础合同纠纷是不同于保函纠纷管辖的另一家法院，那么法院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时对基础合同的审查有可能会影响仲裁庭或基础合同纠纷管辖法院对基础合同的审查判断。遇到这些情况时，从程序上来说，确立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应以保函关系为主要的确立标准。从实体上来说，独立保函纠纷中法院审查时对基础合同的涉及，只能局限在索赔声明中的陈述是否正当、真实，并不能涉及对基础合同的其他权利义务的判定 ，即不能影响仲裁庭或其它法院对基础合同的审查判断。
三、独立保函纠纷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