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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关于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责任追究制度的规定》和《关于破坏森林资源重大行政案件报告制度的规定》的通知

林资发[2001]5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农林)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国家林业局林业工作站管理总站、各直属调查规划设计院、驻省、自治区、集团公司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

为了进一步规范森林资源管理和林政执法人员的行为，切实保护、管理和发展森林资源，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林业实际，我局制定了《关于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关于破坏森林资源重大行政案件报告制度的规定》。现将这两个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国家林业局关于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责任追究制度的规定》
2．《国家林业局关于破坏森林资源重大行政案件报告制度的规定》

林 业 局
二OO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附件1：


国家林业局关于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责任追究制度的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森林资源管理和林政执法行为，切
实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根据行政监察法、森林法以及
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破坏森林资源的责任追究工作，并按照行为人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具体组织实施。
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有权对下级林业主管部门和辖区内所有林业单位执行责任追究制度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有权责令被检查的单位追究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破坏森林资源行为人的责任，有权参与有关的责任追究工作并提出建议或处理意见。
第三条 对具有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造成森林资源破坏行为的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追究责任的，适用本规定。
实施责任追究工作，应当坚持依法办事、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责罚相当，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地方林业主管部门明知同级人民政府的有关指示、批复或决定是违法的，既不向同级人民政府反映正确意见，又不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或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情况，盲目执行造成自身行为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追究该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明知部门负责人的有关指示、批复或决定是违法的，不及时向有关负责人表明正确意见，或者向上级林业主管部门、直至国家林业告情况，盲目执行造成自身行为违反森林资源管定、造成破坏森林资源的，追究该工作人员的责任；同时追究对作出违法的指示、批复或决定的有关负责人的相应责任。
第五条 林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法干预、妨碍、阻挠本部门工作人员或下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正常行使森林资源管理和执法工作的，追究该部门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责任。
第六条 林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坚持违法的决定、或者拒绝采纳有关内设机构负责人或具体经办人员的正确意见，造成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破坏森林资源的，追究该负责人的责任。
林业主管部门的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作出违法的决定，致使该部门或所属林业单位、下级林业主管部门违反森林资源保护管理规定、造成破坏森林资源的，主要追究该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同时，按照领导班子中其他领导成员所起的作用和责任大小，追究其他领导成员的相应责任。
第七条 林业主管部门不认真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经办人员的责任：
(一)超国务院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下达林木采伐指标；
(二)超过国家统一制定的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下达本地区或本部门的木材生产任务；
(三)非法批准建设单位征用占用林地、临时使用林地，或者擅自批准改变林地用途的；
(四)对上级机关批转、督促办理的破坏森林资源行政案件不组织核实、查处，或者不按照规定向有关上级机关报告案件办理情况的；
(五)因执法不严、监督管理不力或者对问题处理不当，导致本辖区发生破坏森林资源重大、特大案件的。
第八条 林业主管部门违反森林资源和林政管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该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有关内设职能机构的负责人和经办人员的责任：
(一)违反林木采伐管理规定审核或审批采伐林木、运输、经营或加工木材的；
(二)违反林地保护管理规定审核或审批征用占用林地、临时使用林地、或改变林地用途的；
(三)违反林权管理规定审核办理林权登记、发放林权证书的；
(四)违反资源数据管理规定弄虚作假、或者擅自变更、篡改森林资源调查、检查、核查、监测数据的。
第九条 林业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破坏森林资源的，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政案件不及时组织依法查处、或者查处不当造成错案的；
(二)对破坏森林资源重大行政案件不按规定报告或报告不及时，或者瞒报谎报案情、损失或查处情况贻误查处工作的；
(三)因不认真依法办案或者出现办案重大失误，致使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
(四)伪造、篡改案卷内容或统计资料、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
(五)违反案件保密规定向案件当事人通风报信造成案件处理错误的；
(六)不按照规定向公安机关移交刑事案件造成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工作受到不利影响的。
第十条 森林资源监督机构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或者因失职、渎职造成森林资源破坏或者使林业全局工作受到不利影响的，从重或者加重追究该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本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2：

国家林业局关于破坏森林资源重大行政案件报告制度的规定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对破坏森林资源行政案件(以下简称林政案件)的管理工作，及时掌握和了解有关林政案件的发生、查处情况，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发展，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必须认真履行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的职责，不断提高资源管理和林政执法人员素质，加强基础建设，按照谁管辖、谁受理、谁查处的分工原则和依法、公正、公开、高效的办案原则，不断健全制度和改进工作，加强林政案件管理，提高办案质量。
第三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林政案件报告制度，随时掌握本辖区林政案件发生的特点、规律和查处情况。
有关的林业主管部门经初步查实，发现办理的案件
已经构成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应及时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移交，并将移交情况和有关公安机关是否受理的情况一并报告。
第四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设立或者指定专门机构收集和整理有关情况，具体负责林政案件报告工作。
第五条 林政案件的报告方式分为个案报告和统计分析报告两种类型。
个案报告区别案件类型、特点和紧急程度，采取相应的报告方式和管理制度。
统计分析报告，以《林业行政案件统计表》和办理林政案件年度总结报告为主要内容，实行逐级统计汇总、书面呈报制度。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掌握下列林政案件的发案情况，主动组织查处工作，并在收到案发情况之日起3日内将该案件的发生情况报告国家林业局：
(一)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发生的重大林政案件；
(二)国家重点天然林保护工程区、重点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区、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发生的重大林政案件；
(三)需要报请国家林业局掌握情况、组织查处或进行协调工作的其他林政案件。
第七条 对下列林政案件，省、自治区、直辖市林
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掌握发案情况后立即开展查处，并于了解情况之时起24小时之内将案发情况、初步查处情况和进一步办理的意见报告国家林业局：
(一)破坏原始森林、破坏生态脆弱地区森林资源的重大林政案件；
(二)林业单位超限额采伐、乱占林地、毁林开垦的重大林政案件；
(三)涉及地方政府、部门或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参与、支持、包庇、纵容的林政案件；
(四)在本地区已经或者即将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林政案件；
(五)可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或者对全国林业工作可能产生全局重大影响的其他林政案件。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有关规定和国家林业局提出的要求，及时向国家林业局报告下列情况：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批办的案件举报信件的办理情况；
(二)党中央、国务院文件列举或通报林政案件的查处情况；
(三)国务院信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移送并经国家林业局批转案件举报信件的办理情况；
(四)国家林业局批转且要求报告情况的案件举报的办理情况；
(五)全国性新闻媒体披露的重大、特大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核实、办理情况。
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办理国家林业局要求报告的林政案件，对没有提出具体报告时限要求的，一般性林政案件应在立案后2个月内结案并报告情况；对重大林政案件在立案后3个月内结案报告情况；对情况复杂或者查处难度较大的林政案件在立案后6个月内结案并报告情况。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对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办理结案的林政案件，要及时向国家林业局报告原因和存在的问题。
第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对于全国性新闻媒体报道的重大林政案件，应在了解到播报、刊载情况的当日，向国家林业局和有关单位作出积极反应，表明态度和提出拟采取的措施，并组织对所报道的案件进行情况核实，对核实后尚未查处或查处不力的林政案件要立即组织开展查处工作。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要在每年7月31日前向国家林业局报送本年1—6月办理上级批转林政案件的核实、查处、结案、积案情况以及落实领导批示的综合报告，同时报送本辖区上半年林政案件统计分析报告和《林业行政案件统计表》；在次年1月31日前报送上年度(1—12月)林政案件统计分析报告、典型案例、《林业行政案件统计表》和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林政执法检查工作时，要将执行本报告制度的情况作为一项重点内容，以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及时、高效办理案件。
第十三条 林业主管部门不认真执行林政案件报告制度，给林业工作造成严重不利影响的，其上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该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对隐瞒不报、或者报告不及时、或者歪曲事实真相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严肃处理。
第十四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林政案件的划分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在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以下进行具体掌握。
本制度所称结案，是指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林政案件查处工作终结。案件当事人提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林政案件，以行政机关下达行政复议决定或人民法院下达判决书之日为结案。
第十五条 森林资源监督机构不认真执行林政案件报告制度，造成森林资源破坏、或者林业全局工作受到不利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责任追究制度的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六条 林业主管部门的资源林政管理机构可以直接向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林政案件的情况。森林公安机关办理的森林刑事案件，按有关规定及时上报上级森林公安机关。
林业主管部门委托森林公安机关办理林政案件的报告工作，由该委托的部门资源林政管理机构实行统一归口管理。
第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将本地区发生的重大林业行政案件、重特大森林刑事案件及时上报国家林业局，同时报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司、森林公安局。
第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本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一、基本案情

　　2012年3月8日15时许，被告人吴某在广西博白县东城市场一地摊处，用镊子扒窃了梁某放在外套口袋里的人民币340元，被群众发现并追捕，吴某为了脱逃便跑到一猪肉摊前，拿起一把杀猪刀威胁、恐吓追赶抓捕其的群众，后持刀逃跑2012年3月10日中午，被告人吴某在广西博白县城东城市场用镊子分别扒窃了刘某、陈某人民币70元、60元。

　　被告人吴某因涉嫌犯抢劫罪被抓获后，如实供述其扒窃后持杀猪刀抗拒抓捕的犯罪事实，还主动供述其于2012年3月10日中午两次扒窃的犯罪事实。

　　广西博白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扒窃他人财物，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以暴力相威胁，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扒窃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吴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抢劫犯罪，是坦白，且主动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盗窃犯罪，是自首，均可从轻处罚。吴某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吴某犯罪所得的财物，应当予以退赔。根据被告人吴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责令被告人吴某退赔梁某人民币三百四十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被告人吴某不上诉，检察机关不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争议焦点

　　被告人吴某在第一起犯罪中抗拒抓捕而成为转化型抢劫，其因该案被抓获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盗窃罪行，是否属如实供述“不同种罪行”？被告人吴某是否构成自首？审判实践中出现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因盗窃成为转化型抢劫与其他盗窃罪行属“同种罪行”，被告人吴某不构成自首。理由：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关于罪行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三条进一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应认定为同种罪行。”本案第一起涉及的抢劫罪和第二起涉及的盗窃罪，在事实上没有关联，也不属选择性罪名，但在法律上有密切关联。本案涉及到由盗窃转化抢劫问题，刑法第二百二六十九规定，在盗窃过程中，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当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本是盗窃行为，由于行为人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威胁的行为，法律将其拟制为抢劫。由盗窃转化后的抢劫和转化前的盗窃行为，基础罪名和转化后的罪名两者在法律上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本案中被告人吴某供述的其他盗窃事实和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由盗窃转化的抢劫事实，应认定为同种罪行，被告人吴某不构成自首。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本案抢劫罪是因盗窃转化而成，但正因为其罪行的性质和特征已经转变，因而与其他盗窃罪行应属“不同种罪行”，被告人吴某构成自首。理由：

　　刑法第六十七第二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解释》进一步明确该规定的“本人其他罪行”必须是“不同种罪行”。对于“不同种罪行”问题，《意见》中有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应认定为同种罪行。”本案中吴某在因转化抢劫被抓获后，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盗窃罪行，抢劫罪和盗窃罪属于不同种罪名，符合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应当认定为自首。

　　三、比较上述两种意见，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 准确理解“不同种罪行”的含义

　　《意见》第三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应认定为同种罪行。”据此，应当理解，如何认定“不同种罪行”，一般是以罪名区分，且以判决最后确定的罪名为准。特殊情况下，即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也应认定为同种罪行。对于选择性罪名，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不难区分，主要是对“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的含义存在不同理解，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方面把握：

　　1、按照文义表述，“密切关联”是指事物相互之间的牵连和影响十分紧密，不可分割。①在法律上密切关联的犯罪，是指不同犯罪的构成要件有交叉或者不同犯罪之间存在对合（对向）关系、因果关系、目的关系、条件关系等牵连关系。例如，行贿罪和受贿罪，窝藏、包庇罪与被窝藏、包庇的行为人之前所犯的罪等。②在事实上密切关联的犯罪，是指不同犯罪之间在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对象、结果等客观事实特征方面有密切联系。如某人用炸药报复杀人，其因故意杀人被捕后，主动供述了其购买了较大数量硝酸铵等原料制造炸药的行为，其行为又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与司法机关此前掌握的故意杀人罪不是同一罪名，但因其在供述故意杀人犯罪事实时，必须如实供述作为犯罪工具的爆炸物的来源，因而，其所触犯的两个罪名在事实上有紧密关联。

　　2、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可见，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只要与其所实施的犯罪事实有关，如起因、动机、时间、地点、目的、方法（手段）、结果等均是犯罪自然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犯罪嫌疑人均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如果涉及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行为单独构成另一犯罪，就应当认定涉嫌的两个犯罪在法律、事实上有密切关联，作案人均有义务如实交代。换言之，这两个不同的犯罪实质是同一犯罪过程中连续实施、衔接紧密的不同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供述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部分事实时，只有供述同一犯罪过程中密切关联的其他部分事实，才能认为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如行为人因实施盗窃被抓后交代销售赃物的行为，因赃物是盗窃犯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所得，行为人有义务如实交代其去向，行为人交代的销售赃物的罪行与公安机关已经掌握的盗窃罪行有密切关联。司法实践中，涉及人身、财产的犯罪，如在敲诈勒索、绑架、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案件中，行为人作案工具的来源、去向，被害人随身携带财物的下落等等，均是与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密切关联的事实。

　　（二）本案被告人吴某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盗窃罪行，属如实供述“不同种罪行”，应以自首论

　　1、本案被告人吴某供述的盗窃罪与公安机关已掌握的抢劫罪，首先，毫无疑问是两个不同的罪名。其次，该两起犯罪，分别构成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是两起互不相干、完全独立的犯罪，犯罪的时间、地点、对象、结果等客观事实特征方面均没有密切联系，同时，犯罪构成要件也没有交叉或者存在对合（对向）关系、因果关系、目的关系、条件关系等牵连关系。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只掌握吴某第一起抢劫犯罪事实，未掌握吴某其他盗窃犯罪事实，在讯问该案事实时，其他盗窃犯罪事实并不是吴某必须交代的内容，而且，即使被告人吴某没有交代盗窃犯罪事实，只交代抢劫犯罪事实，也应认定其如实供述抢劫犯罪而可以得到从轻处罚。因此，该两起犯罪在事实、法律上均无密切关联。

　　2、两种观点比较，第二种观点更符合立法精神

　　对转化型抢劫与其他罪行是否同种罪行，实践中有四种情形：一是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犯罪，又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盗窃、诈骗、抢夺犯罪（其中转化型抢劫前行为与盗窃、诈骗、抢夺不同类的，明显属“不同种罪行”，在此不作分析，以下第二点同理）；二是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盗窃、诈骗、抢夺犯罪，又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犯罪；三是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犯罪，又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一般抢劫犯罪；四是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的一般抢劫犯罪，又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犯罪。四种情形中，根据前文分析，行为人供述的两种犯罪在法律、事实上均无密切关联，前两种罪名不同，后两种罪名相同，究竟哪些是“同种罪行”， 哪些是“不同种罪行”？ 根据《意见》，认定“不同种罪行”，一般是以罪名区分，这是一般情况。特殊情况下，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应认定为同种罪行。这是一种限制解释，只有“罪名不同”但又是“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的，才应认定为“同种罪行”。显然，后两种情形罪名相同，不符合此规定，应按照一般理解为“同种罪行”。由此可见，前两种情形罪名不同，在法律、事实上均无密切关联，应是“不同种罪行”。

　　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量刑制度。该制度的设立旨在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一方面促使犯罪人悔过自新，不再继续作案，另一方面使案件及时侦破与审判。我国刑罚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对于犯罪分子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除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外，对于绝大多数愿意悔改自首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事实和具体情况，依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可以从宽处罚。假设，本案中被告人吴某未交代其他的盗窃行为，而是在转化型抢劫判决并服刑完毕后，主动到公安机关供述其他的盗窃行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被告人吴某的行为显然应认定为自首。本案中，被告人吴某在司法机关掌握转化抢劫犯罪事实过程后，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盗窃事实，相比其仅因转化抢劫被判刑并服刑完后才主动到公安机关供述其他盗窃犯罪，更具有主动性，悔罪更彻底，使整个案件得以及时侦破与审判，节约了司法资源，减少了办案成本，因而更应认定为自首，才符合自首制度设立的初衷。

　　综上，被告人吴某在第一起犯罪中抗拒抓捕而成为转化型抢劫，其因该案被抓获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盗窃罪行，不管是从司法解释的规定理解，还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考虑，均应认定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不同种罪行”，从而认定其为自首。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