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市住房公积金个人担保贷款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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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思考——兼答刘保玉教授问题

吴亚楠


一、问题的提出

　　《担保法》对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登记作了一体的规定，《物权法》对此做了修改，《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对于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第四项、第六项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明显看出，《物权法》对于不动产抵押采登记生效主义原则，对于动产抵押采登记对抗主义。
　　鉴于物权的绝对权性质，其排他性和支配性是债权不能比拟的。所以，各国规定了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债权因其相对性，只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故无需公示。公示原则在于让人知，其目侧重于阻止第三人取得已经公示的权利，以保护物权合同当事人；同时，可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取得未经公示的权利，以保障交易安全。公信原则在于让人信，重点在于保护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权益。善意第三人可以充分的相信公示的内容，无需考虑公示瑕疵。故公信原则主要解决登记或交付等公示错误的问题，实质是真正的权利人与善意第三人的权益价值衡量问题。 并非任何公示都具有公信力，动产抵押因其不转移占有，故不能同动产质押一般以交付和占有为公示公信的方法；另一方面，立法者考虑到动产的种类繁多，无法进行类型化划分，加之动产的价值较之不动产而言一般较低，登记生效主义会影响到交易的效率，故不采登记生效主义。
　　《物权法》第二章第一节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的相关内容，不动产的变动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法律课以登记机关严格的实质审查职责，并在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可以看出，登记若具有公信力应当具备几个条件，首先登记机关需要对登记进行实质审查；其次，登记机关需要对登记错误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是登记须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可见，基于动产的特殊性和抵押的不转移占有性使得动产抵押不宜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笔者对于《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动产抵押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的原则深表赞同，但是这一条将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七项兜底条款所表明的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财产至于何处，并没有相关说明。笔者的理解是，不动产的类型《物权法》以列举的办法给予统一的规定，即采用登记生效主义，不动产的内容也就这几类；相较之下，动产的类型无法统一划分，所以，一百八十条的兜底条款中所表明的其他财产应当理解为动产。同为动产，这些动产采用何种主义？《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并没有明确答复。
　　笔者认为2007年10月27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施行的《动产登记办法》对于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现有的以及将来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的登记具体程序做了规定，也没有规定其他动产抵押如何。但是，《物权法》施行并没有明确废止《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而是根据新法优先于旧法的适用规则，二法规定不一致的当然适用《物权法》；《物权法》规定不明确的或者未予规定的可以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担保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了公证部门可以办理抵押登记，并且司法部2002年2月20日颁布了《公证机构办理抵押登记办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其他财产”的抵押登记部门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机构。可以认为，对于《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的兜底条款规定的其他财产应当采用登记对抗主义，具体的登记部门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机构。
　　动产抵押采登记对抗主义有其合理性，但是容易造成抵押权的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的矛盾。抵押权未经登记，汲取区分原则，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已然设立，但是却没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对此，以及如何理解日本、法国民法典中系统采用的登记对抗主义，刘保玉教授提出的问题是，未经公示而不具有对抗力的“物权”，究竟是不是物权？如果说不是，则与公示对抗主义的意旨不合；而如果说是，则又与物权的本质相悖。在理论上，如果有人提出物权从效力差别上看，可以分为“有对抗力的物权”和“无对抗力的物权”，恐怕会受到“缺乏理论常识”之讥。

二、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的范围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法国民法上并不区分物权和债权，所以无所谓有对抗力的物权与无对抗力的物权的划分。关键在于日本民法，日本民法典中深深烙下德国民法和法国民法的印记，既区分债权和物权，同时弃德国民法的登记生效主义于不用，而采法国的登记对抗主义。这一问题不仅出现在日本，在《物权法》中也体现颇多，《物权法》中采用登记对抗主义的有第二十四条、一百二十九条、一百五十八条、一百八十八条和一百八十九条，共5条。尽管条文并不多，但是关系到船舶、航空器等物权的变动，土地承包经营权 、地役权、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变动，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关系甚重。
　　回到动产抵押登记的问题上，动产抵押权依抵押合同的生效而设立，但是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是否因其不可对抗性就能否认其物权的性质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理清楚善意第三人的范围。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九条中的“第三人”范围问题的答复中，只是排除了当事人，即第三人中不包含抵押当事人双方。这是对第三人的当然理解，应当认为第三人和当事人是相对的称谓，所谓第三人，是当事人的相反概念。日本学者加贺山茂认为，当事人的一般承继人包含在当事人的概念中，当事人的承继人，由于承继前主的权利义务，得同视为当事人本人。 笔者表示赞同，当事人为自然人时，其继承人视为当事人；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非法人组织时，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视为当事人 。
　　其次，动产质权人、留置权人、其他抵押权人是否包含在第三人的范围之内。动产抵押权因其设立并不转移物的占有，故不排除在同一动产上当然可以成立其他抵押权。此时，并不存在动产抵押未经登记是否可以对抗的问题，也不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第二款规定的其他物权的善意取得问题，而是根据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对各个抵押权实现的顺位做不同的处理，本条规定，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已经登记的抵押权先于未登记的受偿；几个抵押权都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也就是说，未登记的抵押权与其他抵押权的不存在对抗与否的问题，并不适用《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而是直接使用第一百九十九条关于清偿顺位的规定。
　　已经设立的抵押权的动产是否能被留置，即是否能再成立留置权，《物权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对此作了明文规定：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动产抵押不转移物的占有，债务人（抵押人）不履行到期的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抵押人）的动产。如果因为动产上已经成立抵押权而否定其他债权人可以依法留置该动产的权利，其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故法律规定了留置权人先于抵押权人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所以，无论动产抵押是否办理登记，后成立的抵押权与留置权依照第二百三十九条确定顺位，也不存在是否对抗的问题。当然，同一动产上已经设立留置权的是否允许再设立抵押权，笔者认为当然可以，只要留置权人不丧失对动产的占有，其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受偿，更不存在是否可以对抗问题。
　　同一动产在设立抵押后，抵押人将动产再用于质押，成立动产质权，发生抵押权和质权的竞合，当然也只有标的物为动产时才可能发生抵押权和质权的竞合。这时，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物权法》第十七章并没有规定，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这一条规定针对的是已然登记的抵押权，对于完成公示具备同等效力的他物权之间，当然应该按照设立优先，实现优先的原则，抵押权优先受偿。问题是，动产抵押未办理登记时，如何处理其与后设立的质权之间的关系，《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的动产抵押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是否包含质权人。解决这一问题，先要理解“善意”的含义，一般的将“善意”解释为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债权人知道动产上已经设立抵押权的，能否再设立动产质权。对于已经登记的动产抵押因其具备公示要件，推定其他人对此已知情，故不允许他人已不知情抗辩。未办理登记的动产抵押，其他人知道动产上已经设立抵押权的情况时，不符合善意的要求，不适用《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不属于第三人的范围。即使他人知晓未登记的动产抵押已然设立的情形，其后设立的质权依然成立，质权和抵押权发生竞合，按照法理，推定适用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已登记的他物权优先于未登记的受偿，此时质权具有优先地位，顺位在先。
　　第三，一般债权人是否包含在善意第三人的范围之内。对于一般的债权人来讲，其与债务人的特定动产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所以，债权人不能以抵押权未登记对抗抵押权人，这里也不存在是否对抗的问题。如果其担心因为抵押权的设立，使得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担心责任财产会因此而减少。《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债权人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了该债权人，丧失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这里规定了类似于《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的撤销权，该解释笔者认为可以扩展到债务人与他人恶意串通，为他人的债务设立抵押权的情形。所以，动产抵押权无论是否登记均不影响该条文的适用，故笔者认为一般债权人不包含在善意第三人的范围之内。
　　第四，侵权人不能以动产抵押未经登记否认抵押权人的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在日本民法中，不动产的变动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不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在侵权情形下，诸如甲购买了乙的房屋，但是未办理登记时，丙将该房屋烧毁，甲当然可以以所有权人的身份向丙请求损害赔偿。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变动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未办理登记的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同样已经完成交付的船舶等，所有权已经发生变动，对于侵权人而言，其不能主张，因为未办理登记，所有权人（船舶等的受让人）不具有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在动产抵押中存在的问题是，当侵权人的行为造成抵押物价值贬损，抵押人怠于行驶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抵押权人当然可以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救济。笔者认为，抵押权人也可以根据第三十七条规定直接向侵权人请求损害赔偿，当然条件是抵押人怠于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三、结论

　　故笔者认为，不能因为动产抵押未办理登记就否定其物权性质，从上面的分析看，债权是无法具有如此大的对抗力的。所以，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性质当然为物权。日本民法采用了法国民法的登记对抗主义，其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关于不动产物权的得丧及变更，非依登记法规定进行登记不得以此对抗第三者。判例和法理将侵权行为人、实质上的无权利者、一般债权人以及背信的恶意第三者均排除在第三者范围之外 ，如同我国的动产抵押一样只剩下善意的受让人。故笔者认为，在我国已经登记的各种物权变动在发生登记错误时，亦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第三人可以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发生善意取得。对于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其不能对抗的是善意的受让人，效力并无太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参见王闯：《规则冲突与制度创新（中）——以物权法与担保法及其解释的比较为中心而展开》，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6月27日。
2.刘保玉《物权体系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物权类型设计》。
3【日】加贺山茂：《日本物权法中的对抗问题》，于敏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2期，第23页。




出口退税贷款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建议

张在祯
　

　　〔特别说明〕此文曾发表于2004年第4期《新金融》杂志

　　摘要：针对法院冻结作为商业银行还款“保证”的出口退税款项的案件越来越多，已影响到出口退税贷款业务正常开展的情况。本文认为：此类贷款不是信用贷款是担保贷款；担保方式不是保证贷款是质押担保；质押方式不是账户质押，也不是应收款项质押，属于动产质押中的金钱质押；法院对作为质物的退税款项依法可予冻结，但贷款人享有优先受偿权；鉴于此类贷款的政策性色彩，建议法院采取灵活适当的方式冻结出口退税款项；商业银行在营销时也应注重此类贷款的风险防范。

　　关键词：退税贷款；担保方式；司法保全；问题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在解答分支行信贷人员提出的法律咨询过程中，发现近期法院冻结已作为商业银行还款“保证”的出口退税款项的案件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商业银行出口退税贷款业务的正常开展。此类贷款究竟是信用贷款还是担保贷款？若是担保贷款又属何种担保方式？法院可否冻结扣划出口退税款项？即使法院可以冻结出口退税款项，能否采取更加灵活适当的方式？商业银行又如何防范此类贷款风险？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二、退税贷款不是信用贷款

　　弄清退税贷款的种类很重要，因为直到现在还有相当部分学者主张此类贷款属于信用贷款①，而一旦将此类贷款确定为信用贷款，那么法院不但可以冻结而且也可扣划出口退税企业（借款人）的出口退税款项。
　　2001年8月24，中国人民银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办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业务（以下简称“退税贷款”），是指商业银行为解决出口企业出口退税款未能及时到帐而出现短期资金困难，在对企业出口退税账户进行托管的前提下，向出口企业提供的以出口退税应收款作为还款保证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通知》同时规定“各级税务部门要在不得提供任何形式担保的前提下，认真配合商业银行做好该项贷款工作。”有不少人以该规定为依据，认定退税贷款的种类属于信用贷款。笔者认为显然不妥，因为税务部门是否提供担保，并不直接决定此类贷款的性质，况且税务部门依法也不能提供担保。
　　《贷款通则》规定，信用贷款系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而退税贷款，是指商业银行在对企业出口退税账户进行托管的前提下，向出口企业提供的以到期应收的出口退税款作为还款保证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因此，商业银行向借款人发放退税贷款，肯定不是仅仅依据所谓借款人的信誉，而是依据借款人“预期可获得出口退税款项”作为“保证”这一前提条件。另外，《通知》还规定“必要时商业银行可根据贷款风险程度要求出口企业提供其他担保”。这“其他”二字足以表明，《通知》的制定者也肯定认为退税贷款的确是一种“担保”贷款。

　　三、退税贷款的担保方式问题

　　（一）退税贷款不是保证担保贷款。可否依据《通知》规定的“退税贷款”定义中“以出口退税应收款作为还款保证”曾出现“保证”二字，就机械地将此类贷款认定为“保证担保贷款”呢？笔者认为非常不妥，因为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这里的“保证人”必须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可以说，第三人可以为出口企业即借款人向贷款银行提供出口退税贷款保证担保，但却不能依据《通知》的“退税贷款”定义中有“以出口退税应收款作为还款保证”，就说此类贷款的担保方式就是保证担保。

　　2001年8月21日，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联合印发的《上海市出口退税质押贷款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退税贷款直接定义为“出口退税质押贷款”，指本市出口企业以其应收未收出口退税作为质押，银行根据经市外经贸委《未退出口税额申报证明》和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的《出口退税情况证明》，进行审定发放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并规定退税款到帐时，贷款行可直接扣款用以归还对应的专项贷款本息，在结清专项贷款之前，退税款不得挪作他用，若有多余部分，由企业自行支配。在此类贷款的种类划分上，《办法》点明了退税贷款属于质押贷款，应当说《办法》比《通知》有所进步，但是在说明属于何种具体质押方式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退税贷款不是账户质押贷款。仅凭退税贷款的全称“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就很容易使人将此类贷款的担保方式确定为“账户质押”。②的确，全国各地许多商业银行也将此类贷款称作“出口退税专用账户质押贷款”。而账户质押，一般是指开户人以存款账户为自己或其他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的质押担保，通常的做法是借款人以开在贷款行的账户向贷款人质押，在到期不能清偿贷款时，贷款行可以直接在质押账户中划收存款以清偿贷款。尽管实践中已经存在所谓“账户质押”情况，但是我国法律并未予以确认，账户质押的实质是用账户内的存款质押，其担保功能能否奏效，最终要看账户内是否有款项，因为存款账户是不能变现的，正如有钱包不等于有钱一样。因此，退税贷款不属于账户质押贷款。

　　（三）退税贷款不是应收款项质押贷款。在确定退税贷款的质押担保方式时，我们还容易想到此类贷款是不是应收款项质押？根据我国现行的企业会计制度，应收款项是指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债权，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其中，应收票据是指企业因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收到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是指企业因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应向购货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收取的款项；其他应收款是指企业发生的非购销活动的应收债权，如企业发生的各种赔款、存出保证金、备用金以及应向职工收取的各种垫付款项等。可见，出口退税款项不是应收款项。另外，一般应收款项到期收回具有不确定性，而只要出口业务正常，出口退税款项具有预期可获得的确定性。因此，出口退税贷款既不属于应收票据质押贷款，也不属于应收账款或其他应收款质押贷款。

　　（四）退税贷款应属金钱质押担保贷款。有人以我国《担保法》对此类贷款担保方式未有明确规定为由，认为此类贷款存在较大法律风险，笔者不以为然。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已明确规定，债务人将其金钱以特户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这是司法解释对《担保法》动产质押方式的重大补充规定即“金钱质押”。对比《通知》“要确保贷款企业出口退税专用账户的唯一性，保证退税款退入该专户，不得转移；在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全部偿还之前，未经贷款行同意，不得为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税专用账户转移手续”等有关规定，足以看出退税贷款的担保方式很符合“金钱质押” 的特征。具体而言：（1）出口退税款作为借款人预期可获得的资金，毫无疑问就是“金钱”；（2）退税账户就是将金钱“特定化”的“特户”；（3）贷款行对退税账户“托管”，且在退税贷款全部偿还之前，未经贷款行同意，不得为出口企业办理退税专用账户转移手续，其法律效力就是“移交债权人占有”；（4）《通知》规定的“贷款比例原则上最高不得超过企业应得退税款的70%”，相当于“质押率”之规定。至此，我们不难得出“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属于金钱质押担保贷款”的结论。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所断言“出口退税虽然是一种未来的可预期利益，但是出口退税的金额基本上是确定的，其作为银行债权的质押，应当是一种比较可靠的担保方式。”③

　　四、对出口退税款项的保全措施问题

　　（一）退税款作为质物依法可被司法保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诉前保全、诉讼保全、执行程序、破产案件等司法程序中，对其他人享有质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司法保全措施。但是，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质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司法保全措施申请人的债权。因此，法院依法有权对出口退税款项采取司法保全措施,但是不能损害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二）实践中法院冻结账户的情况。由于退税款被约定为借款人的还款来源，一旦退税款进入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贷款银行就有权直接划收还贷。按照有关规定，法院对尚未到期的财产收益可以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因此，当其他债权人因与退税企业即借款人发生经济纠纷，向法院提出对退税款项采取财产保全申请时，法院很难直接查封到退税款项而往往以《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的形式要求办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的贷款银行对借款人在贷款行开立的出口退税托管账户的存款暂停支付个月。可见，法院只是也只能冻结退税账户。

　　（三）法院不应否决质押担保效力。在承认贷款银行对于退税款项具有优先受偿权的前提条件下，法院冻结退税账户也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法院以此类贷款为信用贷款为由否定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属于质押贷款的效力，当退税款项进入退税账户时直接扣划退税款项。对此情况，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所言“为了鼓励企业进行出口贸易，降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在原则上不宜轻易否定出口退税质押方式的效力。” ④

　　（四）法院应当采取灵活保全措施。从更高层次上讲，《通知》关于“出口退税专用帐户的退税款是出口企业偿还贷款的保证”的规定，还可以理解为“出口退税专用帐户的退税款”就是“第一还款来源”，这样的规定比任何形式的担保还具有担保作用，以致于实践中当我们将该贷款认定为质押担保时，也无法设定“借款人不能归还贷款时，贷款人可以以该出口退税款优先受偿”的格式条款，因为只要有退税款进入托管账户，即刻就被认为是归还了贷款本息，根本就没有必要担心贷款银行的优先受偿问题。而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出口退税托管账户冻结案件，极易使银行信贷人员陷入惊恐状态。不必说信用贷款的误解，也不必谈质押无效的危害，仅仅是因账户被冻结退税款暂不能还贷所带来的退税贷款逾期，就使银行对退税贷款的营销望而却步。

　　虽然《通知》已明确指出“出口退税帐户托管贷款是商业性贷款，由商业银行自主审查、自主决定。”但是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该贷款实质上是为了支持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解决出口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而推出的一项政策性很强的新型贷款业务。建议最高法院尽快作出保护性司法解释，地方法院应当采取保护性司法措施，如最高法院可以明文解释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为出口退税款质押担保贷款，鉴于此类贷款的特殊性，法院对退税款采取保全措施后，应当许可贷款银行据实划收退税款以归还退税贷款。

　　五、银行防范出口退税贷款风险的措施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警惕出口退税贷款风险。据报纸报道，目前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坏帐，已经成为长江三角洲商业银行普遍担心的问题。⑤与外地相比，上海的信用环境和执法环境虽然好一些，但也不容乐观，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贷款。如退税进度缓慢造成贷款预期；借款人因债务纠纷涉入其他诉讼而导致其退税款被法院冻结；出口货物办理退税后发生退货或者退关的，纳税人应当依法补交已退的税款；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税务机关追缴所骗取的出口退税款等因素，都可能给贷款银行带来信贷风险。

　　（二）坚决主张质押担保贷款，依法抗辩法院扣划税款。虽然没有法律或行政法规明文规定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是质押贷款，但是我们银行决不能将其认定为信用贷款，商业银行普遍将此类贷款明确为质押担保贷款。遇到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被法院冻结时，除了对法官进行耐心解释外，我们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之规定，坚持主张质权，而且已经设定质押的财产，被采取冻结等财产保全或者执行措施的，不影响质权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