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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离婚案件中精神病患者案件的统计分析

周红兵


在民法上精神病人可分为：一是完全不能辩认自己的行为的，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是不能完全辩认自己的行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三是有时能够辩认,有时不能辩认自己的行为的，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前两种精神病人在理性情感上或意志意识上均存在着严重的精神性疾病障碍，其在正常的生产、生活中，必缺乏正常的认识事物能力和判断是非的能力，不能依法独立实施法律民事行为。如痴呆症人、偏执型精神病人、轻度或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人等。2004年笔者在审理55件离婚案件中，其中诉讼当事人一方为精神病患者的有6件，占离婚案件数的11%。其案件类型比往年有上升趋势。笔者通过近几年来对所精神病离婚案件的审理，做以下分析。
一、离婚案件中精神病患者的主要表现形式：
1、精神发育迟滞。以前称为精神发育不全，其个体在发育阶段（通常指在18周岁以前），由先天的或后天的，生物学方面和社会的、心理方面的不利因素，使精神发育受到阻碍或停滞，造成智力明显不足及社会适应困难。表现为智力低下。重度患者语言发育水平低，有的几乎不会说话，理解困难、表达也有限，甚至有的生活能力极低，大多数患者生活依赖他人来照顾。
案例一，吴某自幼因疾病导致精神发育不全，成年后生活不能自理，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吴某的母亲与语言听力有障碍的孙某的家人达成婚姻契约，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孙某发现吴某生活不能自理，给原本生活不便的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于是向法院以吴某的母亲有欺骗行为提起离婚诉讼。
2、 酒依赖和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该类病人表现为对酒有依赖性，对酒的耐受能力明显增加，有长期饮酒史，经常在清晨饮酒或随身带酒频繁饮用。停饮或减少饮酒时即引起精神和躯体不适反应。
案例二、柯某自青年起常年饮酒，导致精神障碍，结婚多年的配偶喻某因不堪柯某的打闹，提起离婚诉讼，在诉讼中柯某表现为有一定的辩别是非的能力，但仍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3、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脑血管病是指由于脑血管畸形、高血压或动脉硬化等原因引起的脑器官性疾病。急性脑血管病时可产生急性精神障碍。而脑动脉硬化以及缓慢多次发生的脑梗塞则属于慢性脑血管病，可导致人格障碍、智能障碍、偶尔可发生意识障碍。该类病多发于50周岁以上。脑动脉硬化性精神障碍表现为头昏、记忆力减退；血管性痴呆表现为痴呆。
案例三、70高龄的程某与50多岁的王某在三年前结婚，婚后夫妻感情尚可，后程某因脑梗塞而导致痴呆，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程某的子女以被告王某未尽到照顾责任，而以诉讼代理人提起离婚诉讼。
4、精神分裂症。该病是精神病患者中患病最高的一种。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可以分为带有特征性的症状和其他常见症状，前者主要特征是“精神分裂”，即精神活动脱离现实，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以及思维、情感、意志活动之间不配合；后者有时也表现为“精神分裂”的一 定特征，有幻觉、感知综合障碍、妄想和紧张综合症。多数患者虽经治疗病情缓解，但有复发倾向。
案例四，原告吴某婚前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好转，与自由恋爱的被告查某结婚后初期感情较好，近年来怀疑被告有外遇使双方产生矛盾。在被告起诉离婚判决不准离婚半年后，原告主动提起离婚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的思维表现和她的身份和文化程度不相符，脱离现实生活，对法律的公正性理解以自己的判断为标准。
5、情感性精神障碍。该类案件当事人临床表现为单相的躁狂或忧郁发作，平时精神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在缓解期中精神活动正常，预后一般良好。此类病首次发病多在青状年时期。
案例五，原告李某婚前患有该类精神病，后经治疗有所好转。与被告刘某结婚后初期感情较好，后双方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2001年李某起诉离婚，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李某承受不了压力，病情复发，该病人发病时先表现为抑郁，后表现为躁狂，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破坏财物。
二、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的特征
1、就患者个体而言，外观表现为具有一定的诉讼行为能力，独立意思较强，在病情的缓解期表现为正常。如案例五中李某和案例四李某。随着审理的深入，该类病人不合常理性表现出来，甚至病发。
2、就患病史而言，婚前有患病史，在结婚前有隐瞒行为，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病情才表现出来，且容易复发，对婚姻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如案例一中的吴某。
3、就监护人而言，诉讼阶段的诉讼代理人为患者的直系亲属，对方的不管不理甚至打骂，使该类病人的监护人再度承担起监护责任。
4、从双方当事人人数来看，诉讼当事人多表现为一方为精神病患者，少数双方均为该病患者。
5、从婚姻的稳定性来看，该类婚姻的自主性较一般婚姻差，多为父母的操纵，婚姻的稳定性差。
三、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存在的问题
1、法官对精神病患者诉讼主体资格应否主动审查。案件当事人诉讼目的不同，其诉讼心理状态也不同，有的该患者的亲属因经济问题、社会影响问题，不愿公开承认其病情，甚至拒绝对其精神状况进行鉴定；而对方当事人也会因诉讼成本和诉讼期限的延长问题不会主动提出申请；有的法官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证明主体资格，法官不应主动介入。
2、鉴定机构问题。在司法上具有鉴定资格的机构，鉴定费用相对有病的当事人来说是昂贵的，因为该类病人要靠长期的药物来维持缓解的症状，数额不菲的医疗费让当事人的生活艰难，无法承担该病费用，而当地不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精神病院，在医学上有鉴定的资格，费用也相对较低，大部分当事人更愿意选择该类医院，但涉及到鉴定结论是否有效问题。
3、精神病患者是否准予离婚问题。 在审判实践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或其近亲属，往往在离婚时向另一方提出过高的要求和条件，如对方不答复所提要求和条件，则坚持不同意离婚；或者要求让对方对精神病人给予完全性的治疗，即要求待治愈后再离婚不迟的现象；或者要求离婚不离家，仍想由对方继续进行关照、护理精神病人的各项生活。
4、对双方（其中至少一方由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达成离婚协议的，是否应当制作调解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案件，由其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法定代理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该条的理解为该类离婚案件，可以一调解的形式结案，也可以发给调解书，只有在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情形下制作判决书。而根据全国法院系统业大婚姻法教程的内容确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的离婚问题应由人民法院判决，以判决的形式结案，不应当以调解书的形式结案。
5、对精神病患者的婚姻是离婚还是婚姻无效的问题。精神病患者婚前一般有病史，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在精神病患病期属于法令律规定的禁止结婚的情形。
四、如何解决上述中存在的问题
1、诉讼能力问题，该类病患者治愈力较低，多数多次复发，既使没有复发，也是病情的缓解期，不能凭法官的一般判断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审查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的要求，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当事人，由于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不具有相应的诉讼行为能力，就需要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或者由其法定代理人委托其他代理人代为参加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明确规定，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应为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一方患有精神病的离婚案件中，由于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当事人，因为受精神缺陷的制约，本身既不能依法参加诉讼行使权利，也不能正确表述自己的意志，法律规定应由其法定监护人作为代理人代为诉讼，以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对于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当事人是否确实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只凭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者一般的表面观察就可确定，而必须要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其诉讼行为能力作出确定。 离婚诉讼纠纷案件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其法定代理人的全部民事诉讼活动对精神病人有效。其所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的民事行为，即为法律所认可的行为，一旦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诉讼中法官应主动审查其诉讼行为能力，确定适格的诉讼主体。可由承担精神病人监护的监护关系顺序代为诉讼，或者由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民事诉讼。
2、 在诉讼中对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的确定，应当依据民法原理规定的采取个案审查确认制度。而精神病人在诉讼中能否被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关系到精神病人在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活动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即程序是否合法，实体处理是否正当。因此，应首先考虑采用何种标准来确定或认定其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所患精神病的病情的程度如何。
（1）人民法院一般应委托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具体认定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所患精神病的病情轻重程度，应以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为理论性、科学性的根据。即采用医学鉴定标准确定。诉讼中当事人为证明肯定或否定患有精神病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以合法、真实的鉴定结论为定案根据，来认定涉案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所提出的一方当事人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可以参照精神病医院出具的有关诊断证明、鉴定加以确认。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医院诊治过程中，有关专家对精神病人的病情所作出的科学检查、检测等结论性意见，仍可以由法官在作出确认时成为证明材料使用。但应以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无异议为限，或者经开庭质证双方无异议，法院予以采信，或者由其他证据或事实相互认证为审查条件。
（3）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以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法定代理人）对所公认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为限。群众公认的事实，应该是精神病人的住所地村委会出具的具有真实性的证明材料。同时，也包括周围群众即精神病人的左邻右舍，对精神病人长期的起居、生活等基本情况的感知和认识。对这类事实要求是：能够起到证明精神病人因先天或后天形成的精神疾病和现在仍然继续持有的精神状态，并且是人们均普遍认为和说法一致的事实。
（4）关于在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该精神病人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为解决当事人对此项诉讼争议，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需按民事诉讼法程序作出认定的，可比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3、如感情确应破裂，应准予离婚。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修正后的婚姻法对于该类精神病人感情破裂没有明确的标准。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3条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久治不愈的，或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的，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视为夫妻感情破裂，可准予离婚。具体应掌握两点：一是婚前隐瞒病情，婚后经治不愈的，该情况无须多次治疗，也无须时间上的考虑。二是，婚前虽知有病，或是病为婚后所得，应属于多次治疗无效而影响到夫妻感情的。多次一般应掌握在三次以上。
4、精神病患者的离婚案件，应以判决的形式结案。离婚诉讼是身份关系的诉讼，是否同意离婚的意愿，法定代理人是无权表示这种意见的，必须由当事人本人表明。离婚诉讼一方当事人因精神性障碍，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理性方面，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实质性法律问题因缺乏判断能力和理解能力，无法用正常的语言正确表达其内心真实意思。立法上，从确定精神病人具备最主要原因和精神病人行为产生的法律效力方面，已在法律规范体现出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自行为开始时即归于无效，该类当事人无诉讼行为能力，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的离婚问题应由人民法院裁决，以判决的形式结案。即使法定代理人与婚姻当事人的一方达成离婚调解协议，也不应当用调解的形式结案，但可在判决书中将调解协议的内容予以确定。
5、该类离婚案件案由是离婚还是无效婚姻，应区别对待。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属于禁止结婚的情形。同时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属于无效婚姻。医学上规定，精神病患者在患病期间不得结婚。因此，对一方或双方为精神病患者的的案由是离婚还是无效婚姻，应以双方在结婚登记时该患者是否在发病期为衡量标准，因为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其所进行的婚姻登记的行为也应为无效，法院应当宣告其婚姻无效。相反，在进行结婚登记时该病人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其婚姻属于有效婚姻，应定以离婚案由。
6、对精神病患者在财产分割上，子女抚养费负担及经济帮助上均应给予照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以上法律规定，处理离婚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另一方应支付一定的经济帮助款项或者是提供一定财产，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法律原则。在此要明确的几项问题是：首先，在离婚诉讼中，要区分精神病人属于哪种情形的不同情况。根据完全不能自理、或者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部分不能自理的划分原则，和另一方的经济状况，给付精神病人一次性的经济帮助。其次，确定一次性的给付标准。针对精神病人病情的不同程度，目的是解决精神病人在离婚后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和居住的住处等问题。由于精神病人在离婚诉讼中的特殊性，对于所解决精神病人的生活费用中，应当包括一定的治疗费用，由另一方一并给付。再次，对于另一方给予精神病人的经济帮助，是一种物权性质，而非扶养义务。依照法律规定，对保护离婚后的精神病人的身体健康，照顾精神病人的生活，管理精神病人的财产等方面应由离婚后的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实施。在夫妻存续期间夫妻依法应履行相互扶养、扶助的义务，但在离婚后，互相抚养的义务随着夫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因此，离婚时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不应再以坚持不同意离婚或其他理由为要挟条件，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过高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
7、对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的审理无须经过特别程序。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９３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提出该当事人患有精神病，要求宣告该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案审理，原诉讼中止。”因此只有当事人要求对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确认的，才适用特别程序，无须每个婚姻案件都必须适用特别程序。


2004年12月


试论浮动抵押的法律效力

王胜宇


　　浮动抵押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在英美法中，并没有德国法系中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概念，英美法中所谓法律效力一般是指强制执行效力。
　　一、浮动抵押的登记
　　浮动抵押设立之后，即在当事人双方之间产生约束力，即可以对债务人本人执行，但是要使其效力完善，还要登记。我国《物权法》第189条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动产抵押的，应当向抵押人住所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三部的规定，公司注册处处长负责公司担保的登记工作。根据该条例第80条第1项的规定，浮动抵押在设定后5个星期内未办理登记的，对公司清盘人和其他债权人无效。设定浮动抵押的公司有义务在抵押设立之日起5个星期内向公司注册处处长递交有关浮动抵押的详细资料，包括发行债券的决议日期、担保债权的总额、抵押合同、抵押财产的一般性描述以及债券信托合同。公司注册处处长按照固定格式备存登记册，将浮动抵押的详情记入登记册。根据该条例第83条的规定，公司注册处处长在收到登记费用后，即签署一份登记证明书作为浮动抵押的法定证据，交付予抵押权人。根据该条例第81条第2项的规定，除公司以外的利害关系人也可以申请抵押登记，公司注册处处长同意登记后，申请人有权向公司追讨登记费用。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89条和第90条的规定，公司的抵押登记册置于公司的注册办事处，由公司注册处规定查阅时间，供公司的任何债权人或成员免费查阅：也应该让公众交纳一定费用后查阅，每次收费不得超过$2。
　　对于登记中出现的瑕疵，包括遗漏登记和错误陈述，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86条规定，若属于意外而且并未损害到公司的债权人或股东的地位，则公司或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法官判令更正或将“登记时限延展”。若因公司未将详细情况送交登记处所致，则对公司及其高级人员处予罚款。可见，登记瑕疵一般不会影响浮动抵押的效力，只要已经取得公司注册处处长颁发的登记证明，浮动抵押就仍然有效，只须补记或更正即可。所谓登记时限延展是指未在5个星期内完成登记的抵押权人可以申请法院颁发令状以延长登记期限。但是如果公司已停止营业，则法院通常会出于保护无担保债权人的考虑拒绝颁发令状。若法官命令将登记时限延展，则影响到抵押的效力，于是此时浮动抵押的效力状态仍值得研究，由于登记正在办理当中，尚不能对抗第三人。
　　既然登记不能消除抵押自设立之时即已存在的瑕疵，那么登记并不意味着抵押权人必然获得了对于后续登记抵押的优先权，然而抵押登记仍有其价值。首先，登记是获得优先权的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其次，公司注册处处长颁发的抵押证明可以使抵押权的受让人避免了抵押无效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其后需要登记的任何债权人都被推定已经注意到在先的任何登记。
　　二、浮动抵押的优先效力
　　浮动抵押在固定化之前，浮动抵押人不能阻止公司向无担保债权人清偿债务，但是固定化之后，浮动抵押即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人。浮动抵押固定化时须任命接管人或占有抵押财产，但是，那些在公司歇业时应优先受偿的的债权必须先于抵押权人从抵押财产上受偿。香港《公司条例》第265条规定，在公司清盘中必须优先受偿的债权，主要是受雇人的报酬和赔偿金，以及政府对公司的法定债权。受雇人包括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报酬包括各类工资、奖金、补贴和退休金等，赔偿金是指基于雇主责任支付的补偿费用。在支付了清盘费用后，这些优先债权一般应在清盘前4个月内清偿，但一般是限额清偿。
　　在其全部财产上设定浮动抵押的公司仍然可以在其所有的财产上设定固定抵押。这些无论是普通法上的还是衡平法上的固定抵押都优先于浮动抵押在其设定的财产上受清偿。但是浮动抵押固定化以后，就不能再设立固定抵押，因为浮动抵押已转化为固定抵押。公司也不能在全体财产上设定一个优先于前一浮动抵押的浮动抵押，除非前一抵押的债券明确允许。然而，在全体财产上设定的浮动抵押不能阻止公司在部分财产（比如账面款项）上设立比其优先的浮动抵押。但是，如果部分财产的范围没有限制，那么就被认为实际上是全部财产，此时前一抵押仍然优先。
公司债权人一般会通过债权证上的记载禁止公司设立优先或与之平等的固定抵押或浮动抵押，这样的条款称为“消极担保条款”，它不仅是公司的承诺，而且还是对公司权利在衡平法上的限制，因此，在浮动抵押之后设定的抵押权一般不能优先于浮动抵押权。但是，如果后设定的普通法上的抵押权人不知道这种限制，则该普通法抵押权优先，这是由于支付了对价的普通法上的买家不受他所不知的前一衡平利益的影响。如果后设定的衡平法上的抵押权人不知道这种限制，那么也可能不受影响，比如，债券持有人让公司仍占有抵押物的所有权证书，使后来的衡平法抵押权人有理由相信他获得的是第一次担保。在实践中，即使后一个抵押权人并不因知道前一浮动抵押的存在，也往往被推定为知道有限制条款。问题在于债券在注册官处的登记也只是推定第三人知道该浮动抵押的存在，并不能推定第三人知道有这种限制条款。
　　法定的抵押权、留置权或其他担保权优先于尚未固定化的浮动抵押权，不管有没有上述的限制条款。英国有判决认为，合同下的留置权即使产生在浮动抵押固定化之后，仍然有优先权。该判决大大削弱了浮动抵押的担保效果，其正确性受到质疑。在英国法中，设定浮动抵押的公司承租的房屋或土地，出租人的权利不受浮动抵押固定化的影响。如果因为公司拖欠租金，出租人可以出售已经扣押的公司财产，并且债券持有人不得要求出租人报告这些收入的用途。出租人也可以扣押浮动抵押固定后被债券持有人占有的公司财产，但是，如果法院任命的接管人占有公司财产，那么出租人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这种申请一般会得到批准，只要公司的确欠交租金。
　　有时公司为发行债券而设定的是混合抵押，即在一部分财产上设定固定抵押而在另一部分上设定浮动抵押，这时优先债权一般只能在浮动抵押的标的物上优先受清偿，如果债券持有人能够从固定抵押财产上完全受清偿，那优先债权对它的利益就没有任何影响。
　　浮动抵押固定化以后，接管人如果已经注意到存在优先债权，而他在某一时间有足够的财产可以全部或部分的满足其要求，则应承担责任。如果接管人在没有清偿优先债权的情况下清偿抵押债权，而导致他对此承担责任，他可以从明知存在优先债权并且优先债权尚未清偿的任何担保权人处追偿，但是限于他支付给该债权人的金额。而且，优先债权人可以直接对这样的担保权人提出请求，同样限于他所获得财产的价值。
　　三、香港地区经验借鉴
　　香港《公司条例》第267条的规定香港《公司条例》第267条的规定称“浮动押记的效力”：“凡公司进行清盘，而就公司的业务或财务设定的一项浮动押记是在清盘开始前的12个月内设定的，则除非证明公司在紧接该项浮动押记设定后有清偿能力，否则该项浮动押记属于无效，但对于该项押记设定时或其后支付予公司作为该项押记的代价的任何现金款额，连同该款额按该项押记内指明的利率或按年息12厘（以较低者为准）计算的利息，则仍有效。”
　　香港的公司清盘与内地的公司清算相类似，香港的公司清盘分为公司自动清盘和法院强制清盘。该条款的目的在于防止公司临近清盘时，某些无担保债权人获得浮动抵押而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清偿。当然，如果公司在设定浮动抵押后仍有清偿能力，那么可以认定为抵押有效。需要说明的是，公司资产超过负债并不意味着公司一定有清偿能力，因为在决定是否有清偿能力时，不能将公司的固定资产考虑进去。根据英国普通法，担保本来是贷款的对价（约因），在没有给付贷款的情况下，若浮动抵押无效，则贷款合同便无强制执行效力。然而，在已给付贷款的情况下，法院对“作为该项押记的代价”作了扩张解释：贷款人借款给公司是因为它预期浮动抵押会担保该贷款，换言之，如果他被告知浮动抵押不担保该贷款，他就不会借贷，因此，可以认为贷款合同有对价，从而浮动抵押即使无效也不影响贷款合同的效力。如果公司在清盘前还清了这笔贷款，那么清盘人不得追讨该款项。另外，如果浮动抵押合同是在公司清盘开始前6个月内订立的，则属于“欺诈优惠”，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266条的规定，该浮动抵押无效。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