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广告经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登记费收支等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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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令

第　189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修正案〉的决定》已经2013年5月3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十二届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省　　长　 朱小丹　


　　　　　　　　　　　　　　　　　　　2013年6月20日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


　　（2006年8月9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以粤府令第109号公布　根据2013年5月3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的决定》修订）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稳定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适用本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公司的，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建制经过改革、改造、改组形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包括经济联合总社、经济联合社、经济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经济联合总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份合作经济社等。
　　第四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法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进行指导、监督和服务，并依法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经营管理本组织集体所有的资产，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侵犯。
　　第七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基础，按照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和集体资产产权归属设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称统一为：广东省县（市、区）镇（街、乡）经济联合总社；广东省县（市、区）镇（街、乡）经济联合社；广东省县（市、区）镇（街、乡）村经济合作社。
　　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名称统一为：广东省县（市、区）镇（街、乡）股份合作经济联合总社、广东省县（市、区）镇（街、乡）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广东省县（市、区）镇（街、乡）股份合作经济社。
　　第八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由本组织成员大会表决通过。组织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名称和住所；

　　（二）宗旨；

　　（三）组织的资产；

　　（四）成员资格及其权利、义务；

　　（五）管理人员的产生与罢免；

　　（六）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其议事、办事、表决规则（包括应当通过召开成员大会表决的重大事项、可以通过召开成员代表会议表决的具体事项、成员代表会议代表的人数及其产生办法等）；

　　（七）收益分配制度；

　　（八）监督管理与财务公开制度；

　　（九）组织章程修改程序；

　　（十）其他有关事项。
　　第九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成员大会。凡涉及成员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交成员大会讨论决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具体事项的表决，可以通过召开成员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成员代表会议表决通过的事项应当公示5天。1/10以上有选举权的成员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交成员大会重新表决。
　　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实行“一人一票制”或者“一户一票制”等表决方式，具体由组织章程确定。
　　第十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应当有本组织具有选举权的成员的半数以上参加，或者有本组织2/3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半数以上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召开成员代表会议，应当有本组织2/3以上的成员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代表2/3以上通过。
　　第十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3-7人的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和3-5人的民主理财监督小组或者监事会。每届任期3年至6年，具体任期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可连选连任，但不得交叉任职。
　　社委会或者理事会、民主理财监督小组或者监事会的组成人员，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选出社长和副社长、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组长和副组长、监事长和副监事长。
　　集体经济组织有选举权的成员的1/5以上或者1/3以上的户的代表联名，可以要求罢免不称职的社委会或者理事会、民主理财监督小组或者监事会成员；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应当在收到罢免议案60天内组织召开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进行表决。
　　第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经营管理属于本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资产；

　　（二）经营管理依法确定由本组织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源性资产及其他资产；

　　（三）管理乡（镇）以上人民政府拨给的补助资金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的资产和资金；

　　（四）办理集体土地承包、流转及其他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事项；

　　（五）为本组织成员提供服务；

　　（六）法律、法规、规章和本组织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以下权利：

　　（一）集体土地和其他集体资产的所有权；

　　（二）由本组织经营管理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

　　（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管理内部事务；

　　（四）拒绝不合法的收费、摊派或者集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四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

　　（二）保护集体所有的和依法确定由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产；

　　（三）接受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四）实行资产与财务公开制度，接受农村集体经济审计部门的审计，接受组织成员的监督；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五条　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口注销的，其成员资格随之取消；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依法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享有集体资产产权、获得集体资产和依法确定由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经营收益；

　　（三）承包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及其他资产；

　　（四）对集体经济组织公开招标的项目，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权；

　　（五）监督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查阅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等；

　　（六）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七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

　　（二）维护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依法开展家庭承包经营；

　　（四）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八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身份证明，县级人民政府或者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免费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颁发组织证明书，具体工作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证明书载明事项发生变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办理变更手续。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办结变更手续。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的样式，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发。
　　第十九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凭组织证明书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按照有关规定在银行或者农村信用社办理开立账户等手续。
　　第二十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委会或者理事会负责起草集体经济发展规划、财务收支计划草案等，提名所属经济实体负责人，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表决通过。
　　社委会或者理事会负责集体资产经营、资源开发、协调服务等日常管理，并定期向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报告工作。
　　第二十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监督和审计监督制度。
　　民主理财监督小组或者监事会根据组织章程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公开制度，对经营管理活动和财务收支进行审核、监督。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依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审计监督。
　　第二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并、分立、解散，应当由成员大会表决通过，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并、分立、解散，应当依法清理债权债务；涉及集体资产的处置，应当经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表决通过。
　　第二十三条　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循私舞弊，以及有其他损害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警告或者建议罢免职务；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议罢免职务的，应当按照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平调、侵占、挪用、截留、私分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财产，非法干预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生产经营活动，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摊派，强迫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接受有偿服务，造成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损失的，依法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街道办事处行政区域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适用本规定。
　　乡（镇）人民政府改制为街道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改制为居民委员会后，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2006年10月1日起实施，1990年5月16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构建

屈振辉


【摘 要】环境德治对环境法治具有重大的补足作用。本文在分析现行环境法治的伦理缺失的基础上，从伦理学的视角提出了促进现代环境法治实现的若干途径，并提出应当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确立为现代环境法治的最终目标，以期能为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环境德治 环境法治 伦理缺失 实现途径 双重和谐

法治本是法学领域里经久不息的话题，但人们在探讨法治时又常常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就法治最初的涵义而言，其中就已包含了伦理道德的意涵：法治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即法治是“普遍守法”和“遵守良法”结合。“良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法律，也是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等道德价值的法律”，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本身就蕴含了道德的追求[2]”。环境法治作为抽象法治理念在环境法领域内的具体化，亦不可避免地与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某些相关性。特别是现代环境法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环境伦理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源流关系，环境法治问题因此也带上了更为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内核[3]”。在法学界高度关注环境法治的同时，伦理学界也提出了环境德治的问题。“德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但这不仅在于德治与法治的共存，也在于德治对法治的重大补足作用[4]”。本文从环境德治对环境法治的补足作用入手，在分析现行环境法治的伦理缺失的基础上，从伦理学的视角提出了促进现代环境法治实现的若干途径，并提出应当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确立为现代环境法治的最终目标，以期能为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一、现代环境问题的法治与德治
法治和德治是众多社会治理模式中最为基本的两种方式。然而在解决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时，人们却非常注重前者而往往忽略了后者。其实，依法治理环境问题存在着诸多局限，而这些局限恰能通过环境德治加以弥补，因而在日益注重环境法制建设的今天，环境德治也同样不可或缺。理想的环境问题治理模式应当是“德法同治”。
（一）依法治理环境问题的局限性
不可否认，法律的确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里最为权威的社会控制手段。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它仍然存在着诸多局限，这些局限在环境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广泛性是环境法的一个突出特点[5]”，它突出表现在保护对象、调整范围和涉及主体等方面；而法对社会生活的涵概性和适应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限度，环境法再完备也不可能将社会中与环境有关的所有问题一概无余。再如“环境法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突出特征，即较多地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6]”，这就对环境法的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其实施所需人员、精神和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环境法的作用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的。更何况无论是就世界还是就中国而言，环境法都属于不甚发达、完善的新兴法律部门。这就决定了仅靠环境法解决环境问题是极不现实的，环境法治的局限需要其它社会调整方式来弥补。
（二）环境问题同样需要以德治理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伦理问题，它实际上是人际利益冲突与矛盾在人与自然领域里的体现。“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7]”，利益是道德的产生根源与存在基础。当今的环境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某些人甚至整个人类为谋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牺牲后代人、其它非人类存在物甚至整个自然及的利益。而环境伦理以道德教化的形式劝导人们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其目的在于以非强制手段规范人之行为并进而平衡环境利益。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而非调惟一方式，它的不足必然由其它社会调整方式补足。概括言之，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补足作用主要体现在节约环境治理的成本，以自律方式实现环境道德的约束、调节和激励功能以及环境道德的可普遍化等三方面[8]。环境伦理与环境法之间并非仅是互补关系，在后者许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可时常见到前者的身影。由此可见，环境伦理是比环境法更为重要的环境治理手段，尽管它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与不足。
（三）德法合治：理想治理的模式
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甚广且极其复杂，仅单靠环境伦理抑或是环境法往往难以奏效。既然环境法治与环境德治都是不完整的，那么只能将其结合起来进行“德法合治”。“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既有理论渊源又有现实依据。庞德认为道德、宗教和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三大手段，即使法律已成为了现代社会首要且最终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但它仍离不开其它手段的支持。“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那末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9]”。但“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不仅是因为道德与法的不可分割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10]”。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意文化的发达使得人们选择了以法治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但“选择法治作为我国的基本社会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加强良好道德对社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提高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法德并举的社会控制模式才是我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11]”。况且，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存在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更凸现了其重要性。
二、现行环境法治中的伦理缺失
道德是法律的灵魂，法律必须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即法律应当具有道德性。任何被称之为“良法”的法律都必须具有丰富的道德内涵，道德内容是为任何被称之为“良法”的法律所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12]”。在此笔者将研究的视野集中于现行法领域，试图找出其中的某些缺失以为今后的环境法制改革寻找方向。
（一）重技术规范，轻伦理规范
法律规范从社会学角度划分主要包括伦理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两大类。伦理性规范“凭社会主体的简单常识和伦理判断就可确定其行为性质，而并不需要当事人必须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能力[13]”，而技术性规范却恰好与之相反。环境法是法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环境科学交叉重叠的产物，“是一般法律规范和法律化的科学技术规范的综合体[14]”，其间包含了大量反映生态规律要求的技术性规范。环境法中的技术性规范主要表现在“由有关的国家机关颁布各种环境标准和其它技术性规程”，“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技术要求”，“在法律、法规中列出专门条款，对技术名词、术语进行法定解释”和“利用法律法规附件的形式规定技术要求”等方面[15]。综观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大多是对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的限制性和禁止性规定[16]”，这些规定大多是技术性的而非伦理性的。伦理性规范的缺失使得现行环境法难以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从而增加环境守法和环境执法的难度，规避、抗拒环境执法的现象之所以在我国时有发生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二）重部门利益，轻社会利益
争夺部门利益是加剧我国环境问题的人为瓶颈，它既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上采取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导致了在环境与自然资源立法中对法律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17]”，用于具体操作的单行法律、法规制定权被交给了各部门。这原本是基于环境问题特殊性的考虑，但利益的存在使得各部门在立法中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要么争相规定、要么回避规定，不仅造成整个环境立法的状况混乱与资源浪费，而且由于其互相矛盾的规定，造成实际操作中的困难重重；各部门在环境执法中，在利益驱使下，无限制地从抽象规则中推导出与己有利的具体规范，随心所欲地选择任意性规范，甚至对有的规定秘而不宣，故布陷阱[18]。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各部门高度重视自身利益、轻视甚至忽视社会利益的结果。然而遗憾的是，法律上的这种不足并没有得到道德上的补足。我国环境保护部门的执法道德问题至今仍令人堪忧，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甚至可能还没到达一般部门的普遍水平。究其根本原因，这恐怕不仅是行政道德缺失所致，更是环境道德缺失所致。
（三）重法律强制，轻道德自律
不可否认，依靠外在强制抑或是内在自律的确是德治与法治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德治对强制的放弃，更不意味着法治对自律的排除。“法律被遵守的主要原因在于集团的成员从信念上接受并在行为中体现法律所表达的价值。人们效忠规则是因为规则能够表达人们参与其中的共同目的，而不是靠强制实施所必然伴随的威胁[19]”。强制的存在是法律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而并非唯一原因，在强制被排除的大多数情形下，法律得以实施主要是源于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尊重与信仰法律是法治与德治的共同要求，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就现状而言，我国环境法的实施主要是依靠环境法中的强制规定和行使环境行政权。这不仅徒增了环境法的实施成本，更容易引起了人们的抵触与反感情绪，从而给环境法治的实现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强调道德教化高于法律强制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但我国环境法在实施过程中却并未重视环境道德的教化作用。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中并不乏丰富而深邃的环境伦理思想[20]，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也并非在中国没有得以传播，关键是我们没有将环境道德教化与推行环境法很好的结合起来。
三、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实现
法治是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想。法治蕴涵着人类对普遍的伦理理念价值与终极关怀目的之追求，它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而且还包容了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法治是极富伦理意涵和充满道德意蕴的概念，在法治构建中不可能也不应当排斥伦理道德的内容。
（一）促进环境法律的伦理化
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是研究道德与法律互动关系的两大视角，前者主要是指将道德理念、道德规范和道德规则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主要是指对既存的法律加以伦理化的改造使之更富有伦理性。道德法律化是自然发生的客观历史进程，而法律道德化则必须通过人的主观意志加工，因而后者较之前者具有更高的层次。针对我国环境法存在的现实问题，对后者展开研究更有实际意义。实现环境法治的要件之一，就是“要有一套体现环境正义，符合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的，正确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法律[21]”，而我国现行的环境法似乎并未体现环境法治的上述要求。“环境法的困惑在于缺乏环境伦理的内部支持[22]”。环境法律的伦理化是使环境法内化为更高的伦理权利与义务的过程，是使环境法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环境法律的伦理化是将人类的环境伦理理念内化为环境法的精神追求，从而使之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且更富人性化。
（二）执法司法注重道德考虑
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机关进行，执法因此成为了环境法实施领域里的关键问题，对此有学者将其系统的归纳为依据、环境、体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23]。这些固然是造成环境执法不力的原因，但其间的道德缺失问题也不应为人们所忽略。环境执法领域里的道德缺失主要针对执法人员而言，既包括作为其职业道德的执法道德的缺失，也包括作为其个人道德的环境道德的缺失。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环境司法领域里。尽管“由于环境法是近30年发展起来的新兴法律部门，司法处理的环境案件数量很少，对保证和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十分有限[24]”，但从西方经验和世界潮流来看，司法在环境纠纷解决领域大有替代执法的趋势。这对司法人员不仅提出了环境法律知识上的高要求，而且也提出了司法道德和环境道德上的高要求。要扭转环境执法不力的局面，加大环境司法处断的力度，对有关人员除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外，还必须加强环境道德教育。就我国的现状而言，环境执、司法人员基本上未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环境道德教育，因而环境道德意识极为淡薄。私德的欠缺很难保证公德的健全，加强环境道德教育势在必行！
（三）普法工作道德教化并重
环境意识在环境法的实施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5]。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中国民众的环境意识并不发达，他们普遍漠视环境问题、环境科学知识贫乏且消极对待环境保护活动，这给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带来了诸多困难。“目前中国在环境保护上的最大障碍，是全民的环境意识还不够高……我们存在的一切问题都与此有关[26]”。要改变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必须将普及环境法律知识同进行环境道德教化结合起来。由于环境法具有技术性等特点，为人们所接受的难度较大，普及起来较为困难；而环境道德与现实生活更为贴近，为人们所接受的难度较小，普及起来较为容易。普及环境道德是实现环境德治的要件。“以德治环境，首先，是通过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们接受并树立起人与大自然高度和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把是否有利于人类群体和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作为自身和他人行为善、恶的评判标准，并用以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生态伦理道德教化和公民的主观道德评价，强化其内心信念，使热爱和保护环境成为公民的一种内心的自觉的活动[27]”。道德为法律的先导，普及环境道德应当成为普及环境法的基础。
四、和谐：现代环境法治的目标
法的价值取向因法的部门不同而有所差异，法治的目标也因法的部门不同而有所侧重。笔者认为现代环境法治的具体目标应当是和谐，但这种和谐并非仅是指人与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和谐，而且还包括人与自然在环境问题上的和谐。通过法治促进人际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环境法治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环境法以实现双重和谐的发展机制为最终关怀，和谐必然会成为整个环境法的主导精神[28]”。然而这种双重和谐却不能单纯只依靠法律实现，道德特别是环境伦理在其中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以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为主题的生活方式也应当是生态伦理学在当代中国向人们传播的生活理念[29]”。环境伦理在中国的日益普及将加深民众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解程度，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法治向纵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环境法治的构建应当德法并举，将环境道德建设置于与环境法制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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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建华.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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