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县级人民政府转送行政复议申请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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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中国


乌克兰外长兹连科访华联合新闻公报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唐家璇邀请，乌克兰外交部长阿纳托利·马克西莫维奇·兹连科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７日至３１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了兹连科外长一行。

　　唐家璇外长与兹连科外长在友好、坦诚和相互信任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就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领域深化合作以及巩固双边关系条约法律基础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讨论了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邀请访华问题。

　　双方满意地指出，建交十年来，中乌关系发展顺利，成果丰富。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的长期稳定、高度信任、相互协作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是中乌双方在新世纪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双方将共同努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全力推动中乌关系在新世纪持续发展。

　　中方重申支持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乌克兰选择的发展道路，继续恪守向乌提供安全保证的承诺。乌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乌克兰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反对“台湾独立”。

　　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在经贸、工业、建筑、新技术、金融等各领域的合作问题。中国支持乌克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双方指出，两国对当今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观点一致或相近。

　　中国和乌克兰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反恐应标本兼治，应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主导下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双方支持提高联合国的作用和效能，愿继续密切双方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范围内的协调与配合，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努力。

　　双方商定继续加强两国外交部磋商与合作。

　　兹连科外长对中方在访问期间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并邀请唐家璇外长在方便时再次访问乌克兰。

　　兹连科外长还赴上海访问，出席乌克兰驻上海总领馆正式开馆仪式。访问香港特别行政区期间，会见了特区政府领导人和商界代表。

　　随同乌克兰外长兹连科访华的乌克兰实业界人士与中国同行讨论了扩大经济合作问题。


合议庭改革问题之我见

刘颖


　　强化合议制的功能一直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目前合议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放权与监督，如何真正发挥合议制的功能？关键应在于破除合议制发展的桎梏，重塑合议制实施的外部环境。在合议制改革的同时，配套联动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一、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审不判，总结审判经验
　　按《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它的职责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从审判委员会运行的实际情况看，审判委员会主要工作重点成了听取合议庭汇报、研究决定疑难复杂案件，在以强化合议制为重心的审判方式改革进程中，审判委员会制度遇到了种种挑战。
　　（一）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判决依据。直接言词原则便于法官进行自由心证，而审委员断案仅听取书面汇报显然是不能有充分的把握做到公正的。
　　（二）审委会不开庭、审委员委员不公开，使得裁判文书成为审委会“暗箱操作”的结果，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公信度、透明度降低。
　　（三）审委会制度无法顾及回避制度。审委会委员不公开，当事人无法知晓审委会委员与案件是否有利害关系，因而无法申请回避，这与回避制度的对象是所有参与案件审理、发表处理意见的审判人员形成矛盾，理论上当事人能对审委会委员申请回避，而实际上不可能。
　　（四）审委会与合议庭职责不清，审委会帮助合议庭定案，加重了合议庭的依赖性，削弱了合议庭的独立性。
　　（五）审委会实行集体负责制，却破坏了合议庭负责制，形成事实上的无人负责。可以说审委会定案合议庭就不会独立办案。有的主审人员，只要觉得有一点不把握的案件，就提交审委会讨论，以减少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调整审委会的职责范围，取消定案职能，将职能转变为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对于合议庭认为适用法律不明的问题作出解释，不能作出解释的逐级请示。
　　二、完善错案包容制度，使制度法律化
　　错案追究制对于合议制可以说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错案追究制使得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为了避免出现错案受到追究而努力提高办案质量，这是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错案追究制使得法官在如何避免被追究责任上下功夫，由于案件质量存在不确定性，法官被迫寻求免责庇护，审委会定案，院长、庭长把关，请示汇报制度应运而生。在两方面的比较中，后一方面在法官的思想中居于主要地位。一个法官首先是一个人，他不为自己认为公正的裁判而去冒个人风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看来，错案追究制与合议庭独立审判发生矛盾，现在看来错案追究制各方面呼声日高，而合议庭独立审判却是在法院内部裹步不前，在两者的制度价值之间如何取舍？应以合议庭独立审判为主，以错案追究制为辅，构造两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一）错案的适度存在是合理的。案件的审理过程是一个说理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数字计算的过程。法官以外的因素：事实的无法还原、法律的模糊性、法律的漏洞、当事人举证的不能都会使对判决的衡量不能简单地以正确、错误论之。因此，对于司法判决只能说合理还是不合理，而不能说对还是错。错案的存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则就不致于损害司法权威。而我们一些上级部门、新闻部门动辄对法院进行曝光、对错案进行大肆渲染，对法官说谁办错案谁下岗显然都是很不明智的举动。司法的权威性重于司法的误差性。没有司法的权威性，一个国家何谈法治？社会又如何进步呢？
　　（二）错案标准难以界定，使错案追究制难以实行。我们习惯上把上诉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再审程序撤销原审裁判的案件视为错案，其实并非如此，改判、发回情况非常复杂。最高法院在《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指出，二审法院依据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对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不应当认为一审裁判错误。实践中大量改判发回案件与证据规则不健全，举证时效制度未建立有很大的关系，法官错误适用法律的只是少数。
　　（三）错案追究制针对的是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状况，但错案追究制并非治本之策。我们一方面实行错案追究制，一方面却“进口不严”，致使一些人到法院摇身一变，滥竽充数，其中因果关系不言而喻。所以，如果我们不改革司法体制、法官制度，消除司法不公的根源，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那么错案可能越纠越多，漏洞可能越补越大。
　　就中国司法的现状看，对待错案追究制还是应当予以保留，但是也要予以限制，使其辅助合议制功能发挥。在实践中可参照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执行，违法违纪行为应限定为徇私枉法行为和滥用职权行为，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显然不能认定为错案，对于违法行为与裁判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即是否发生错案，则不影响追究法官的行政责任，这是程序正义、行为正当性原理的要求。


五大连池市法院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