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电工业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暂行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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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工业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暂行规定（试行）
邮电部
邮电工业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暂行规定（试行）
1991年7月10日，邮电部
第一条 为加强邮电工业企业标准化工作，提高企业素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及《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邮电工业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工作在邮电部科技司领导下由邮电部邮电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部工业标准化所）负责办理邮电工业企业的标准化水平考核的具体业务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部属工厂以及部属科研、院校生产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所属工厂可作参考。
第四条 申请邮电工业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的企业，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具有法人地位（包括具有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事业单位）；
（二）具有同企业生产、经营相适应的，统一管理本单位标准化的机构并配备相应的标准化管理人员；
（三）正式生产的产品必须具有合法的标准，产品标准覆盖率达100％，产品质量（出厂产品）达标率100％；
（四）具有主要产品的实物质量水平达到标准水平的证明材料或主要产品的标准水平和实物质量水平采用和达到国际标准水平的证明材料。
两年以上连续非政策性亏损的企业和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两年内不得申请。
有违反标准化法律、法规、规章行为，尚在整改期或未结案的企业不得申请。
第五条 邮电工业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内容为：
（一）产品标准水平和实物质量水平；
（二）以技术标准为主体，包括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的标准体系；
（三）标准的实施和标准化效益；
（四）标准化工作管理水平。
第六条 邮电工业企业标准化水平分为四级：
（一）主要产品的标准水平和实物质量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物质消耗和经济效益指标应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各项考核项目的综合评分为95分以上，可定为一级企业标准化水平；
（二）主要产品的标准水平和实物质量水平达到国际（八十年代初）水平，各项考核项目的综合评分达到90分以上，可定为二级企业标准化水平；
（三）主要产品的标准水平和实物质量水平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各项考核项目的综合评分达到80分以上，可定为三级企业标准化水平；
（四）主要产品的标准水平和实物质量水平符合邮电部通信网要求，各项考核项目综合评分达到70分以上，可定为四级企业标准化水平。
第七条 邮电工业企业标准化水平实行百分制考核，按《邮电工业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评分标准》（以下简称《评分标准》）评分。（附件另发）。
第八条 申请邮电工业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的单位应按本《评分标准》先行自查，写出自查报告，于前一年9月底前向部工业标准化所提出书面申请，并抄报部科技司和邮电工业总公司。每年的考核计划，由部下达。
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的申请，原则上从四级开始。企业标准化实际水平较好的，经部工业标准化所审查，报请部科技司批准后，也可从三级开始。
申请二级（含二级）以上考核的企业，由部标准化所初审后，报部科技司向国家技术监督局推荐，经同意后，企业再正式提出申请。
第九条 考核工作由国家或部委派评审组进行。一、二级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或委托部）负责组织，三、四级由邮电部负责组织。部级评审员由部聘任并发放证书。考核工作办公室设在部工业标准化所。
第十条 经考核，达到企业标准化水平级别的企业，分别由国家或部颁发《企业标准化水平合格证书》（以下简称《证书》）。
《证书》可根据国家和部的有关规定，作为参加产品评优，质量管理奖，企业上等级等评定活动所要求达到相应等级的标准化水平的合法证明。
第十一条 邮电工业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定级后，至少一年后方可申请高一级别的企业标准化水平。
第十二条 《证书》自颁发之日起，有效期为四年。在有效期间内，对取得《证书》的单位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抽查结果低于《证书》水平的，要限期整改。到期限仍达不到《证书》水平的，吊销其《证书》。
第十三条 《证书》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企业应向部工业标准化所申请复查和换证，并抄报部科技司和邮电工业总公司，换证后的有效期为五年。到期不申请复查换证者，《证书》自行失效。
第十四条 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所需费用（包括申报费、差旅费、会务费、评审费等），按国家《暂行规定》由企业自负。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邮电部科技司负责解释，部工业标准化所负责组织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0〕4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各级军事法院、检察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检察院，各海事法院、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检察院：
落实并完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规定，是中办〔2008〕28号文件规定的改革任务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已于2009年10月12日由最高人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2009年8月1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17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请结合本地实际贯彻执行，在实施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
二 ○ 一 ○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会议的实施意见
（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
2009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
第17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进一步落实和规范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一、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
检察长不能列席时，可以委托副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
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任务是，对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和其他有关议题发表意见，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三、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下列案件或者议题，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
（一）可能判处被告人无罪的公诉案件；
（二）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
（三）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
（四）与检察工作有关的其他议题。
四、人民法院院长决定将本意见第三条所列案件或者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适当方式告知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会议议程、会议时间通知人民检察院。
对于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的议题，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邀请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
五、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会议材料在送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同时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六、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应当在会前进行充分准备，必要时可就有关问题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
七、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会议，可以在人民法院承办人汇报完毕后、审判委员会委员表决前发表意见。
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与检察工作有关的其他议题，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的发言程序适用前款规定。
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在审判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应当记录在卷。
八、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裁判文书及时送达或者抄送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的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的其他议题，人民法院应当将讨论通过的决定文本及时送给人民检察院。
九、出席、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所有人员，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内容应当保密。
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具体事宜由审判委员会办事机构和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负责办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历史考察(修改稿)
秦德良
[内容摘要]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是在扬弃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司法工作原则基础上，基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违法犯罪特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先后经历了l978年至1981年的确立时期，l982年至l990年的探索与实验时期，1991年至今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目前面临诸多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科学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确立时期 探索与实验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科学的刑事政策没有明确提出以前，我国虽然也强调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走中共党委领导下政法专门工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但观念上却往往停留在狭义的治安概念范围内，治安问题都归咎于公安机关等政法部门。这种旧观念完全不适应新时期治安工作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新形势下，刑事犯罪猛增，大中城市青年犯罪问题尤其突出，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自1979年首次突破60万起大关后，1981年一举跃升到89万起，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确立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体制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转型社会初期的治安工作需要，如何扭转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首先摆在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法部门的面前。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出要整顿好社会治安。基于这种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和原则，强调搞好社会治安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历经近10年的探索，到90年代形成了一系统体系。本文试图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勾画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以及每一阶段的特点。
一、l 978年至1981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确立时期
（一）初步提出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1978年，中国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犯罪高峰期，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要》就提出要统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鉴于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以至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原因，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哪一个部门或哪几个部门在短期内所能完全解决的。所以，197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８个单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1979年8月，中共中央58号文件批转了该报告。指出：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动员，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门、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和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要求在党委领导下，把宣传、教育、劳动、公安、文化等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通力合作，着眼于预防、教育、挽救和改造，积极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对极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予以惩办。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共中央这个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综合治理这一概念，但已经初步提出了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二）两次城市治安会议明确提出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
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会议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极少数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六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197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彭真同志在全国治安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要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教育与惩办相结合。要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讲话强调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1979年12月3l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上海工作组关于整顿城市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实行打击与教育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各公安派出所着重抓好治理青少年犯罪的工作。要深挖团伙，管理好放回社会的违法犯罪人员。要摸清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的底数，组织帮助教育青少年。
1980年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l98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中央政法委的汇报，对当时政法战线存在的问题和加强工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指出：如何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全党要统一思想。针对目前的严重情况，要研究怎样打击得更有力的问题。目前社会治安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主要是认识不一，打击不力。 [1]
1981年5月中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严重情况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同时对大量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要加紧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刑事政策
1981年6月14日中共中央21号文件批转了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 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首要的任务是搞好党风，并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克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这个文件中，不仅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和实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必要性作了原则的表述，而且是执政党中央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的刑事政策。从此之后，在文件、文章、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并对其涵义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四）本阶段的特点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确立，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犯罪的特点（青年犯罪与团伙犯罪）及社会犯罪原因的“综合症”决定的；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需要；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建国以来政治工作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2] 因此，决定了我国这一政策在其初期有其独特的特点：
第一，对社会治安问题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公安、政法工作而是从全社会、执政党、政府、集体、单位、个人的联系中，探求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出路；
第二，该时期“综合治理”的概念不清楚，工作范围不太明确，仅仅相当于一个工作方针，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实践中也没有普遍开展；
第三，理论界几乎还没有对此问题开展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确立首先是实践的需要，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明显痕迹。
二、l982年至l990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探索与实验时期
（一）具体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和工作范围
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和根本措施
